這些基本經驗實際上是牢牢圍繞中國共產黨兩大使命展開的，即始終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而中國人民顯然包括台灣民衆，台灣民衆是中國人民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五個堅持”還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一系列基本要素和技藝，比如說其中提到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就是說中央懂得堅持鬥爭的原則性，澄清這個前提條件，把一個中國原則作為開展一切鬥爭、一切談判與協商的首要前提。這個前提本身是不能够再妥協再退讓的，衹有在這個前提之下中美才能建交，兩岸才能够和平發展，中國才能够跟世界上其他國家建立和平來往的外交關係。一旦在一個中國原則上有後退，有妥協，打了折扣，我認為實際上兩岸關係的根本性質就會發生變化，就會朝著兩個國家或者說一中一台方向演變，而這恰恰是台獨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企圖製造和實現的分裂目標。所以一個中國的大前提是我們處理中美關係、兩岸關係以及一切其他國際關係，包括國際組織的運行、會員資格的確認、會議議題與議程的設置等等事宜，必須牢牢把握和堅守的一個總原則。這個總原則把握住了，我覺得兩岸關係的正確方向就確定了。“五個堅持”繼續提出要為兩岸人民謀取美好生活，實際上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一個轉化表述。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當然包括為兩岸中國人特別是台灣民衆謀幸福。中國共產黨會去深切思考台灣民衆的痛苦何在，民生有哪些痛點，發展有什麼梗阻，安全與尊嚴怎麼樣去保護，怎麼樣去促進。在“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裡面，有豐富的內容是關於兩岸統一之後台灣民衆怎麼樣獲得更好的權利保障、發展機遇及發展紅利的。這就體現出來中國共產黨思考台灣問題的周全性和責任倫理，當然包括為台灣民衆的長遠利益著想，為台灣民衆的幸福生活著想。堅持一個中國大原則，就需要面對嚴酷鬥爭和挑戰。堅持為全體中國人謀幸福，就需要守護根本利益。“五個堅持”繼續提出要把握民族根本利益和國家核心利益，以此作為制定實施對台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涉台立法和決策需要以此指標進行衡量與評估，作出正確而妥當的制度安排。鬥爭是無法迴避的，因為台獨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不會贊同兩岸和平統一，不會坐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以“五個堅持”進一步提出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當然鬥爭是針對敵人的，對台灣的和平民衆并不使用鬥爭的手段，而是使用統戰、團結和保護的方法。中國共產黨是有豐富的歷史鬥爭經驗的，黨會充分認識到，也會清醒地覺察到，兩岸統一絕不可能一帆風順，一定有強大的、甚至是要經過嚴酷鬥爭才能戰勝的敵人存在。這裡的敵人就是台獨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為了更好地展開鬥爭，我們要更好地發展自己，所以白皮書裡面提到國家的發展進步是引領兩岸關係發展方向的最關鍵因素。“五個堅持”的最後一點其實談到了統一戰綫的思維和方法，就是為了兩岸的和平統一，要實行大團結、大聯盟，團結一切有利於統一的力量，共同從事兩岸和平統一的事業。兩岸和平統一戰綫是愛國統一戰綫在兩岸關係範疇的具體表現，通過兩岸和平統一戰綫實現兩岸和平統一，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兩岸和平統一進程的重要方法和經驗要素。統一戰綫的這個法寶，在一百年間中國共產黨推動兩岸統一事業的過程當中已經發揮了重要作用，凝聚團結了一大批支持統一的各方面力量，而且未來也必將進一步發揮重要的推動力和支撑力。上述各種要素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了一個整體性的國家統一工作體系和經驗體系。衹要中國共產黨牢牢把握住、牢牢堅持住、牢牢發揮好一百年間形成的“五個堅持”及其所包含的關於兩岸統一的政治智慧和行動藝術，我覺得未來兩岸統一就會以最小成本、最有利於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方式去進行，并且最終實現。
這五條經驗，是我們未來推進兩岸統一、實現民族復興的基本政治遵循和政策指南，是原則、目標、方法、路徑的有機統一體。白皮書將這些經驗要素高度凝練且合乎邏輯地總結出來，表明中央對國家統一規律和民族復興規律的成熟認知、理解和運用。
四、新時代邏輯：十八大以來兩岸關係的波動與國家統一的進展
這份白皮書非常重視論述和提煉十八大以來中央對台論述、政策與制度框架的結構性發展與體系性重構，展現了中央牢牢掌握兩岸關係主導權與主動權，牢牢把握兩岸統一的時與勢。
十八大以來，面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嚴重波動、台獨主義的嚴厲挑戰和美西方勢力的非法干預，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既往對台工作政策體系的基礎上，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既有兩岸和平發展的政策延續性，也有“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突破性，更有總結形成的黨在新時代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十八大以來的對台治理延續以往和平發展、融合發展的基本政策面，進一步開闊拓寬兩岸和平來往的途徑和形式，擴大惠台政策的實施面和力度，為兩岸的和平統一創造進一步的社會基礎和民心基礎。中央相應實施了一系列的惠台政策，提出兩岸一家親，大大便利台灣同胞特別是台灣青年人來大陸發展，也更好地讓大陸的改革開放、政治體制與發展前景為台灣社會所知曉。這些基礎性的工作，實際上是通向最終和平統一的非常關鍵的一些鋪墊和條件。十八大以來，在原則問題上的涉台鬥爭也在激烈化，中央通過積極的危機管控和主場統一的布署推進，展現了新時代對台工作的新思維和制度自信。在針對台獨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的複雜鬥爭過程中，我們發展了制度，修正了政策，同時也進一步提煉和清晰化了兩岸統一的行動框架和大致路綫圖。
其中最關鍵的是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其中提出了要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這實際上是對九二共識核心內涵當中“兩岸共謀統一”原則如何在新時代具體展開進行了一個重要的思考和推進。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這次在白皮書當中也是濃墨重彩。這是向誰釋放信號呢？其實是向台灣社會一切贊成九二共識、擁護祖國統一的和平力量、和平的民衆釋放信號，提示和平統一屬於中華民族共同的歷史任務，即兩岸中國人一定要完成和平統一，用“一國兩制”的最佳方式來實現民族復興。這樣其實就能够破除掉民進黨在島內長期洗腦和意識形態化的種種惡果，特別是已然造成的一種所謂“抗中保台、倚美謀獨”的錯誤思潮及其政治路綫。我們要牢牢地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去掌握住兩岸關係的主導權和主動權，主動設定議題和議程，分化和吸引台灣民衆重新思考前途定位，理性歸向和平統一的正義軌道。我相信這個是能够打動對岸台灣民衆的心的，因為他們在佩洛西竄訪台灣以及後續一系列的危機對抗當中已經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民進黨是裹挾台灣民衆追求台獨，而台獨是一條絕路；同時美國對台灣的極限利用，實際上僅僅是從美國利益出發，無論是產業鏈的掏空與控制，還是用先進武器去武裝台灣的軍隊，實際上僅僅滿足於美國的自身利益，特別是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和霸權利益。如果看清楚了台獨與外部干預勢力的勾結本質，兩岸中國人就能够捐棄前嫌，相向而行，和平統一就有了一個可能的心理基礎，有了一個根本利益相向互動的理性機制。而恰恰是習總書記的“1·2”講話，已經為兩岸相向而行即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提供了清晰的政治前提和民主協商的可行框架，以及制度化的發展願景。這個“1·2”講話也構成了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總體方略的一個里程碑，其核心成果反映在了第三份涉台白皮書之中。
在這個基礎上，黨中央繼續去思考台灣問題怎麼樣一步步地獲得解決。除了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盡最大努力尋求兩岸統一用和平方式解決之外，實際上還加大了融合發展的力度。因為衹有融合發展，才能够使兩岸一家親，兩岸同屬一中，兩岸共同致力於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這樣一些凝聚性、團結性的，屬於共同體範疇的理念和要素被有機整合起來，就可以形成一股支持統一、反對台獨、反對干預的強大的中國人整體意志和力量。這種整體意志和力量，是兩岸統一最根本的實踐依靠，也是最根本的正當性來源。這一點在白皮書當中也有清晰的論述。所以應該說十八大以來，無論是在理念上、政策上還是在行動上，中央都越來越具有一種緊緊圍繞民族復興與兩岸統一的確定性目標展開行動的整體性以及制度的頂層設計，表現出了鬥爭與和平相結合的歷史辯證法的智慧，展現了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總體方略的合目的性和實踐功效。這是中央在推進兩岸完全統一進程中清晰確定的歷史方位、政治智慧和外交策略，在鬥爭藝術方面更趨成熟和進步。
應該說2016年民進黨全面執政以來，背棄“九二共識”，實行去中國化，并且倚美謀獨，使得兩岸關係從“九二共識”以來積纍了二十餘年的那種和平發展的互動氛圍、政策基礎以及和平統一的前景遭到了很大的干擾和破壞。我們必須要刹住激進台獨以及倚美謀獨的歷史逆流和倒車趨勢。在形勢逼迫下，鬥爭就逐漸成為新時代處理兩岸關係的一個重要的主題，經過這六年來的立體性鬥爭，應該說體現了黨中央在把控兩岸關係全局方面的政治成熟。
白皮書在國家統一的行動邏輯上凸顯了和平方法與非和平方法的辯證統一性，且區分對待不同的政治勢力和對象。我們展開的綜合性鬥爭、制裁、反制以及基於主權威懾與有效管轄目的的軍事行動，僅僅針對台獨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這是以一種政治區分的智慧，來澄清我們行動的原則、目標以及效果追求。我們緊緊團結兩岸中國人，對一切贊成統一、贊成九二共識的團體和個人進行積極的政治支持與利益保護，并且在全世界範圍內進一步鞏固“一個中國”的法理共識及國際認同度，發動一切和平統一的力量來與台獨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展開鬥爭。有了這樣一個政治上的區分性，策略上的區分性，在制度和政策上也能够有效地進行區分，這就使得我們的這場鬥爭充滿了辯證法的智慧，能够團結大多數，孤立少數，并在這鬥爭過程當中逐漸摸索掌握到兩岸關係波動發展的具體規律，然後根據規律展開對台獨和外部干預勢力的精準化鬥爭，提升鬥爭技藝與效果。我們在鬥爭過程中豐富發展了涉台法律的體系，在政策上進一步整合優化，增強惠台政策的區分度和精細度。這實際上使得我們可以兩條腿走路：一方面是和平發展、融合發展，進一步向縱深推進，使真正擁護統一的台胞受益；另一方面依法將兩面派的台商及台獨人士甄別出來，用“台獨分子清單”的方式加以制裁和懲治，并以法治模式持續深入開展反台獨鬥爭。針對佩洛西竄訪台灣過程中台獨勢力的勾結與破壞行為，我們依法宣布了相應的經濟制裁和刑事制裁，體現出新時代對台鬥爭的法治理性以及辯證法的智慧，體現了更有效進行鬥爭的政治成熟，展現了綜合、立體、多層次鬥爭的完備技藝。
白皮書關於國家必然統一的判斷是高度自信和斬釘截鐵的，有著充分的歷史自信和制度自信。完全統一的進程不可阻擋，這一判斷實際上是從兩個層面來表達的：其一，民族意志的信念層面；其二，民族發展的實力層面。完成祖國完全統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說把民族復興和國家統一嚴格掛鈎了。如果兩岸到2049年還不能統一，我們又何以讓國人相信，讓國際社會相信中華民族復興了呢？所以民族復興的一個內在要求和必然要求，就是祖國的完全統一。這是在表達全體中國人的理想願望和強大的集體意志。這是兩岸完全統一最寶貴也最可靠的精神動力來源。
2049年建成社會主義強國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基本實現。民族復興由於整個外部世界的變化，美國也在變化，顯然沒有一個完全確定的完成時，而是一個基本實現、不斷完善的長期化過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個歷史過程：一方面是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歷史奮鬥的主體，不斷地追求現代化、文明化而積纍自己的奮鬥成果，這是一個內在的發展過程；另外一方面是在外部世界即世界體系的範疇當中，民族復興是鬥爭與合作複雜組合的一個結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個要不斷奮鬥甚至是持續奮鬥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當中有一個標志性的要求，就是完成祖國的完全統一。這實際上是將民族復興與國家統一牢牢掛鈎，并且把國家統一作為民族復興的一個核心檢驗指標。這樣一種主觀的意志實際上表達的是14億中國人整體的信念追求。這種集體信念一直鼓舞著中國人民奮鬥、犧牲和進步，實際上也一直激勵著中國共產黨承擔起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責任。
從民族發展的實力層面來看，白皮書提出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伴隨民族復興而解決，就是在說國家統一的實力條件。白皮書裡面提到說國家的發展進步引領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這是最關鍵的因素。衹有我們自身發展更好，我們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科技實力、文化軟實力以及在國際社會被認可的程度全面提升，當這些實力要素積纍到了一定的程度，一個中國就不僅僅是一種認知上的法理共識，更成了一種現代文明的名片，成為一種文明的代表，在國人心中是自豪的價值對象和象徵，同時在國際社會人們也樂意去談論、理解、研究甚至崇拜一個中國。由此，一個中國被作為一種當代人類文明現象定型下來，到那個時候誰再阻擋兩岸統一就會成為一個笑話，誰再在世界上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就會是一個笑話，就會成為極少數力量的一種反動話語和反動作為，成為挑戰中國以及破壞世界和平的一股逆流。這樣的一種形勢會逐漸明朗化，但它有一個條件，即我們必須始終堅定民族復興與國家綜合實力的可持續發展。
歷史充分證明瞭中華民族是有資格、有智慧、有能力完成國家完全統一的。祖國完全統一的大勢不可阻擋，首先表達的是中華民族將國家統一作為民族復興必然要求的整體意志，這個整體意志不可低估，不可欺辱，另一方面也是實實在在的中華民族復興的一種綜合實力的成就，它能够遏制和清除一切反對統一的力量，在整個國民心中以及在國際社會為一個中國、為兩岸統一打下堅實的信心和基礎。這樣的主客觀條件相統一，抓住時機，因勢利導，甚至不惜承受一定代價的犧牲，國家統一就是必然結果。這個結果當然是要通過具體實踐去蓄勢待發，去主動造就，這個時與勢我們要去判斷，要去引導。這份白皮書就是關於兩岸完全統一的時與勢如何判斷、如何引導、如何促成的一個解釋與行動框架。
五、統一大業與鬥爭藝術：牢牢掌握兩岸關係的主導權和主動權
這份白皮書有著清晰的政治判斷力和鬥爭意識，台獨是這場偉大鬥爭的主要對象。白皮書明確提出“民進黨當局......是爭取和平統一進程中必須清除的障礙”，這是史無前例的清晰定性和堅決鬥爭的明確信號，標志著中央推進的“反獨促統”進程將進入一個歷史新階段。
民進黨是最主要的台獨力量，而台獨是兩岸和平統一最主要的敵人。白皮書裡面其實有很多具體的罪狀概括，講到民進黨執政以來背棄“九二共識”，全面去中國化，打壓統一的力量，阻斷和平統一的進程，還有就是倚美謀獨，無底綫勾結外部勢力。如果沒有台獨持續出賣國家民族利益，背棄和平統一的大業，怎麼會有外人乘虛而入？怎麼會有佩洛西竄訪台灣這樣一種羞辱整個中華民族的事情發生呢？所以我們要牢牢抓住兩岸關係主要矛盾所在，這個主要矛盾就是以民進黨為代表的台獨勢力裹挾了台灣民衆，阻斷了和平統一的進程，我們要清除這樣的障礙，和平統一的道路才能够通暢起來。所以白皮書特別提到民進黨當局是阻撓和平統一的障礙，這個障礙必須要清除。我覺得這其實是對兩岸和平統一之基礎性條件的判斷，必須要排除掉民進黨台獨勢力的直接阻撓。如果對台獨勢力不進行依法制裁和壓制，和平統一的進程就一定會被扭曲。這份白皮書應該說相比前兩份白皮書更多提到台獨勢力，而且將台獨勢力與民進黨進行掛鈎，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也是符合民進黨一貫之政治表現的，正確揭露和批判了民進黨長期倚美謀獨的危害性。這一定性其實有利於我們瞄準鬥爭的方向，對台獨勢力實施全方位制裁和排除，將之作為我們追求兩岸和平統一的一個基礎性條件來打造。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將針對台獨勢力的制度和政策，與針對台灣普通民衆與台灣統一力量的制度和政策區別開來進行建構，分別實施，避免打擊擴大化和誤傷，這樣才能够為兩岸和平統一創造最有利的條件。
“障礙清除論”是非常嚴厲的政治定性和制裁宣告。“清除”的表述應該是第一次提到，而且非常精準針對民進黨台獨勢力。其實際含義是兩個：一方面對於已經表現出來的台獨死硬分子和頑固勢力，他們已經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大陸完全有自己的法律依據和法理根據對已有的“台獨分子清單”上的有關團體和個人，以及他們的親屬、關聯企業與關聯機構等進行制裁，進行打擊，其實有關法律行動已經開始；另外一方面就是對潛在的台獨勢力，那些或明或暗支持台獨的有關團體與個人，是一個威懾，一個警告，如果他們效仿已經上了名單的台獨分子從事倚美謀獨、從事對抗和平統一的一系列行為的話，也會被持續性制裁和打擊。清除的制裁信號不是口頭威懾，而是要付諸實際法律行動的：一方面是為已采取的針對台獨分子的法律行動提供一個理由支撑，另一方面是警告潛在的台獨勢力要收手，要轉變，要調整，甚至要自我改造（如“綉紅旗”），否則隨著兩岸統一進程的加速和完成，這些“暗獨勢力”也要被送上歷史和法律的審判台，承擔相應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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