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主的秩序理性：美國國家統一觀的“三種主義”
美國國家統一觀是一種“民主統一觀”，以民主原則和方法貫穿其建國的“邦聯”、“聯邦”、“共和國”與“帝國”的相關階段，其民主機制超出簡單的選舉範疇，廣泛觸及國家建構、社會整合與帝國擴展的諸多層面。理解美國國家統一觀及其內在要素的豐富性和發展性，需要以美國主要立法者及其政治思想為根據，并參照其政治事業的主題和成就展開。概言之，美國國家統一觀，因應其建國的“四階段”，主要表現為“三種主義”：其一，聯邦黨人的“國家主義”；其二，林肯的“平等主義”；其三，威爾遜-羅斯福的“世界主義”。當然，美國是一個根植於“新教自由”傳統的國家，其自由主義的根本價值觀貫穿於上述三種主義內部，而成為一種共享性、根基性的“公民宗教”（civic religion）〔16〕。以下對美國國家統一觀的這“三種主義”進行適當的理論闡述，以增進對美國國家秩序法理的深入理解。
第一，聯邦黨人的“國家主義”。聯邦黨人是一種“國家主義”，這在反聯邦黨人看來是一種政治常識，但對於1787年的美國向何處去的棘手問題而言，恰恰是聯邦黨人的制憲方案能够提供恰當的答案和出路。反聯邦黨人的州權主義和弱式邦聯主義在1776年針對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奮起反抗時是進步的和革命的，可用以團結各州首先破壞英國的殖民統治秩序，取得殖民地獨立，但是當美國的政治主題轉向建國時，他們的主張就逐步陷入保守、落伍和功能紊亂了。聯邦黨人的“國家主義”不是一種極權的國家主義，儘管并非所有的聯邦黨人都無此野心，但他們身處獨立後的美國各州共享的自由與共和的意識形態氛圍之中，有其政治思想的自由大原則和政治實踐的制約條件。這種“國家主義”具有的進步性甚至突破性特徵包括：其一，提供了適合美國民主建國的“新政治科學”，將啓蒙時代的政治學成果與美國本土國情相結合，將嶄新的政治原理與原則運用於制憲建國的具體實踐，將民主代表制、三權分立、司法獨立、聯邦制、兩院制、總統制等現代民主政體的典型要素加以制度性整合，構成美國民主政體的完整架構，而這一套嶄新的政治科學不僅成功說服了美國各州的多數民衆，而且令半個世紀後的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嘆為觀止，艶羨不已；其二，政體建構優先的政治憲法學思維，即1787年制憲的關鍵不是權利法案，而是設計優良政體，從美國民主的整體政治存在類型和方式入手，體現的不是後世所謂的權利憲法學或憲法教義學，而是近代立憲主義的政治憲法學；其三，發掘羅馬共和精神，將混合憲制〔17〕現代化，即聯邦黨人追慕羅馬先賢“普布利烏斯”，推崇羅馬式的混合憲制，通過充分的批判性經典閱讀、比較憲法研究以及現實化的制度設計，提出了“新羅馬”式的美國國家秩序法理和憲法方案；其四，政體平衡與政治妥協的理性精神，即新憲法注重國家權力的橫向平衡（三權分立）和縱向平衡（聯邦制），重視立法權的內部制衡（兩院制），重視與憲法反對者的理性妥協，如在奴隸制與黑人代表權問題上的“3/5條款”，對權利法案的“後置承諾”，在參議院各州席位上的州權平等原則等；其五，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有機結合，他們沒有也不可能追求完全的、極權化的國家主義，而是在憲法制定和論辯中達成自由主義的原則共識，在配置聯邦國家權力及其制衡結構時吸納和體現經典的啓蒙自由主義原理。聯邦黨人的國家主義翻轉了由《獨立宣言》和《邦聯條款》帶來的、權力重心過度下沉的州權主義立場，追求一種立足“合衆國”（United States）的國家統一觀和憲法哲學。
第二，林肯的“平等主義”。自由和平等是西方啓蒙政治學說提煉出來的一對基本價值範疇，但在古典自由主義內部，自由是優於平等的，保護財產自由和政治自由是近代立憲主義的頭等目標，聯邦黨人的費城制憲也不例外。進步主義歷史學家查爾斯·比爾德在其名著《美國革命的憲法觀》中揭露美國建國之父們的階級利益狀況及其隱秘的政治行動邏輯〔18〕。因此，1787年憲法的偉大和妥協是一種延遲決斷，不可避免地留有隱患，而這一隱患終於在美國南北內戰中爆發。林肯的“平等主義”堵住了這一國家統一觀及其制度層面的巨大缺口，實現了美國國家秩序和憲法架構的結構性擴展：其一，平等原則的革命初心，即林肯將美國憲法的“時間綫”再次拉回1776年的《獨立宣言》，但其發掘的不是州權主義的邦聯憲法精神，而是平等主義的革命初心，其價值批判性直指1787年憲法中的“奴隸制妥協”，從而為其解放奴隸、再造國家統一提供法理正當性；其二，民有、民治、民享的平等民主觀，這是林肯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說”中提出的對美國國家道德與憲法精神的全新理解，不僅最為明確地確認了人民主權原則，而且開辟出民主參與和福利主義的新空間，豐富了對民主政治內涵與公民權利譜系的完整理解；其三，以公民平等權及其修正案體系改造、壓制和重構州權的憲法規範內涵，將限制聯邦權力和加諸聯邦權力的各項義務擴展至州權和州政府，建立美國國家權力和法律與個體公民之間的直接法權互動，從而形成美國更嚴格的憲法愛國主義；其四，林肯的平等革命開啓了美國長期的民權運動與國家法律改革的互動史，二者相互作用以深入監督和改革各州歧視性法規和政策，推動美國社會更平等法律秩序的形成，使美國在一個日益大衆化的民主時代走在各國憲法與權利進步的前列，避免了過分激烈的階級鬥爭和顛覆性革命運動；其五，林肯平等革命的憲法與權利遺產具有全球化效應，不僅以美國憲法的增量元素而成為美國民主輸出的特色成分，更是對林肯之後各國的革命與立憲產生原則性影響，對20世紀的全球憲法與人權進步產生指導性意義。林肯的“平等主義”使得美國國家秩序與憲法架構更加均衡及更具包容力，有助於將激烈的政治社會衝突轉化為憲法權利和憲法程序問題，并通過制度性抑制州權而擴展美國憲法的規範效力和權威性。當然，我們也要客觀看待林肯平等革命的長期性與複雜性，看到美國南方種族主義的根深蒂固的政治社會基礎和反彈力，看到美國在由盛轉衰過程中種族主義再次泛起的政治空間、土壤及其破壞性。
第三，威爾遜-羅斯福的“世界主義”。美國的國家觀念中存在一種源自新教倫理的文明優越論和救贖主義，所謂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美國保守主義思想大師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在《美國秩序的根基》一書中考察和總結了美國秩序背後的普遍主義根基：英國中世紀習俗、新教倫理、拉丁文明中的“自然法”等〔19〕。因此，美國絕非偏安北美一隅的自滿型民族國家，而是立志於為世界立法的新羅馬帝國。這種美國式的“世界主義”當然是雅典帝國主義（伯里克利）和羅馬帝國範式的現代轉移，也是大英帝國清教革命與普通法精神的移植再造，更是基督教共同體理念與福音主義的規範召喚與使命推展。但美國需要尋找世界歷史的時機和方式提出自身的世界主義理念和方案。一戰中的威爾遜和二戰中的羅斯福承擔了將美國國家秩序“帝國化”的世界主義使命。威爾遜主義提供了一戰後世界秩序重建的規範原則，而羅斯福主義完成了美國憲法內部平等的政策性深化和外部普遍主義價值和治理秩序的基礎性建構。美國的世界主義哲學，其奠基性價值為民主和國際法，前者是美國國內民主的輸出和普遍化，後者是美國霸權的國際制度化。美國的世界主義的基本信念是：每一個國家都應當像美國一樣建立民主體制，而每一個民主國家組成的自由聯盟應當由美國領導和執法，美國是唯一的全球性民主聯盟的警察（police），美國所有的對外發展援助、軍事占領與民主改造，都服務於這一“美國治下的和平”的普遍秩序建構目標。二戰之後美國發展起來的“長臂管轄”〔20〕的制裁帝國主義，是其世界主義秩序的警察權體系，儘管不符合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下的主權平等與不干預內政原則，但符合美國的世界主義秩序觀念及其制度理想。美國的世界主義哲學及其帝國霸權，既是當下全球治理秩序的塑造力量，也是其破壞力量，因為這一霸權并不具有道義原則的一貫性和普遍同意的合法基礎，而是建立在西方文化優越論和美國強制力的基礎之上。強制可以產生暫時的服從與合作，但不能產生持久的權利與和平。美國的世界主義帝國秩序建構，是一種本質上的帝國霸權建構，其道德化修辭不能掩蓋原理上的民主赤字、國際法赤字和道義對利益的習慣性屈從，最終還是循環展現了霸權浮沉的一般歷史規律，即“追求霸權者憑藉勇氣和智慧實現霸權，憑藉克制和仁愛增進霸權，憑藉令人驚懼的恐怖維持霸權”（希臘歷史學家狄奧多羅斯·西庫盧斯）〔21〕。
總之，一種標榜自由民主并以規範國際法警察自我定位的美帝國，是威爾遜-羅斯福“世界主義”的基本架構，其主要展現、成形於一戰和二戰的全球觀念危機和秩序危機的連續周期內，并在二戰後塑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自由帝國主義的全球秩序，但這一秩序面臨的冷戰衝突性、霸權等級性、共和國與帝國的二元矛盾性以及東方國家的全球化崛起挑戰，都預示著它的自我矛盾性和必然瓦解的歷史命運。美國一部分精英已判斷出帝國霸權的決定性危機并產生了從帝國秩序“撤退”的戰略思考和行動，從“帝國”退回“共和國”，甩掉帝國的道義負擔和實際治理責任，獨善其身“使美國再次偉大”。這是特朗普主義的政治本質，也是美國帝國霸權“和平衰退”的一種終結方式。但撤退遠非那麼自然而然和一帆風順，不僅有內部全球化精英和帝國利益集團的強力阻撓，而且有盟友體系的規範性制約，更有撤退過程中安全、利益、秩序與權力快速終結的不確定風險。這是美國國家秩序法理的根本危機，美國的帝國霸權不再牢固，但美國的撤退過程也不會順利，因為喪失權力和利益的過程不祇是帝國霸權的自我消解，更可能累及美國國家的基本團結和民主秩序的制度安全。美國受帝國權力和利益的誘惑而走上世界舞台，又因帝國權力和利益的濫用而面臨崩潰風險，證明了“民主帝國化”的世界主義道路存在內在價值缺陷和制度理性的不足，對其進行科學的歷史分析和規範批判是非常重要的世界級社會科學研究課題。
三、美國的“共和國/帝國”二元架構及其矛盾性
美國有理由自詡為“例外主義”國家，因其雖有民主政體的本國事實和規範形式，但卻不是普通的民主國家，而是包含著從其建國時刻即灌注其命運之中的普遍主義理想與使命，最終結晶於“自由帝國主義”的當代政治架構。
美國的國家統一進程及其連續性構造，覆蓋了“民主統一觀”的完整規範元素，相繼經歷了“民主邦聯”、“民主聯邦”、“民主共和國”和“民主帝國”，并以“民主帝國”吸納、改造與整合了美國國家建構的全部理想和制度元素。但這一巔峰性的最終帝國秩序卻與承載具體民主道德和責任的、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及其人民之間出現了二元化的對立和衝突。“共和國/帝國”的二元憲制架構本來存在內部協調關係，但最終由於內部民主的多元衝突、制度效能衰退以及外部帝國霸權的失衡與失敗而陷入複雜的風險和鬥爭之中。
特朗普主義與拜登主義的衝突與叠合，是美國國家秩序之“共和國/帝國”二元矛盾性的最激烈爆發，其競爭性結局和命運直接關係到美國國家秩序的霸權穩定性和利益安全。美國建國以來，憑藉“民主理由”、精英責任和公民美德，一次次化解危機，獲得進步，這一次的帝國霸權與內部民主的總體性危機是否還能樂觀期待緩和與化解，前景并不明朗。
美國的政治精神日益陷入一種帝國夕陽的自我陶醉與霸權衰退的失敗主義恐懼并存的複雜狀態之中。帝國撤退不易，走出二元架構困境更不易。不止阿富汗是一個“帝國墳場”，美帝國本身也是一個精緻無比、不易察覺但日益顯露的“歷史墳場”，就像晚期羅馬帝國一樣。曾經有一天，羅馬人民還在，羅馬法也在，甚至“條條大路通羅馬”的帝國榮耀設施也在，但帝國已經不在了。美國會重蹈這一歷史命運嗎？俯視天下的福山式“歷史終結論”逐漸煙消雲散了，沉淪的美帝國霸權日薄西山，這是2020年代最具震撼性的世界歷史事件。而與這一帝國霸權轉移最相關的世界歷史因素無疑是中國的文明崛起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成熟〔22〕，一種東西方文明、歷史、權力與秩序再平衡的“大轉型”正徐徐拉開帷幕。
基金項目：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一戰綫高端智庫重點委托課題“中美國家統一觀及其制度化路徑比較研究”（項目批准號：ZK20180306)。
注釋：
〔1〕關於美國政治傳統的歷史演變，參見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崔永祿、王忠和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
〔2〕對這一中國傳統的思想史考察，參見楊向奎：《大一統與儒家思想》，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以及趙汀陽：“中國作為一個政治神學概念”，載《江海學刊》2015年第5期。
〔3〕漢密爾頓、傑伊、麥迪遜：《聯邦黨人文集》，程逢如等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3頁。
〔4〕可參考麥基文：《美國革命的憲法觀》，田飛龍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貝克爾：《論<獨立宣言>》，彭剛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
〔5〕參見斯托林：《反聯邦黨人贊成什麼》，汪慶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6〕參見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譯，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4-19頁。
〔7〕對這一憲法轉型過程的分析，參見布魯斯·阿克曼：《我們人民：轉型》，田雷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8〕批判性分析，參見劉小楓：“‘門羅主義’與全球化紀元”，載《學術前沿》2020年第3期。
〔9〕參見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崔永祿、王忠和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四章“約翰·C．卡爾霍恩：主子階級的馬克思”。
〔10〕參見雅法：《分裂之家危機：對林肯-道格拉斯論辯中諸問題的闡釋》，韓銳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11〕參見弗萊徹：《隱藏的憲法：林肯如何重新鑄定美國民主》，陳緒剛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12〕參見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上册），謝德風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27-136頁。
〔13〕參見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吳瓊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14〕美國著名憲法學家桑斯坦教授有專門的研究和分析，參見桑斯坦：《羅斯福憲法：第二權利法案的歷史和未來》，畢競悅 、高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15〕這一危機的當代文學表現，可參考J.D.萬斯：《鄉下人的悲歌》，劉曉同、莊逸抒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
〔16〕參見羅伯特·貝拉：《美國的公民宗教》，陳勇譯，載陳明、朱漢民主編：《原道》第十二輯，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17〕混合憲制是典型的羅馬遺產，參見波利比烏斯：“波利比烏斯論混合政體”，楊之涵譯，載《北大法律評論》2018年第1輯。
〔18〕參見查爾斯·比爾德：《美國憲法的經濟觀》，何希齊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
〔19〕參見拉塞爾·柯克：《美國秩序的根基》，張大軍譯，江蘇豐厚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頁。
〔20〕參見Tonya L. Putnam, Courts Without Borders: Law, Politics and US Extraterritori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3-8.
〔21〕轉引自佩里·安德森：《原霸：霸權的演變》，李岩譯，當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第220頁。
〔22〕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走出了一條“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功道路，在承續中華文明、發展馬克思主義以及克服和超越現代性內在結構性矛盾方面取得了思想性和歷史性的突破，具體可參見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和行動價值》，載求是網，http://www.qstheory.cn/qshyjx/2021-08/27/c_1127800273.htm。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11月號，總第28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