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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來源：中評社資料圖） |
中評社香港8月23日電（作者 汪毅夫）1911年，台灣進士許南英撰寫並書寫了一篇碑文，題曰《誥授奉直大夫晉封朝議大夫許公墓志銘》。
讓我從碑文落款“賜進士出身花翎四品銜特授電白縣知縣族弟南英拜譔並書丹”說起。首先，“賜進士出身”應為“賜同進士出身”，清代進士的甲第分一甲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許南英是清光緒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三甲第61名進士，落款“賜進士出身”脫一“同”字，想必是許南英書丹或石刻匠人勒石之誤也。第二，“花翎四品銜特授電白縣知縣”一語裡，賞戴“花翎”是朝廷給有功官員的賞賜；各縣知縣的品級例為正七品，知縣而有“四品銜”也是朝廷的賞賜；清代選授官員的形式有請旨、揀選、題調和選授等，“特授”是皇帝親自選點，這也是一種榮耀。第三，“族弟南英”，南英許氏出自廣東揭陽，明“嘉靖中從廣東揭陽移到赤嵌（台南）居住底許超便是窺園先生（汪按，即許南英）底入台一世祖”（許地山：《窺園先生詩傳》），所以許南英對於墓主、揭陽許公子榮自稱族弟。第四，“拜譔並書丹”即恭敬地撰寫（譔、撰通用）並用朱筆書寫於石上（以備石刻匠人勒石）。那麼，憑什麼認定許南英的這篇碑文的作年為1911年呢？許南英《窺園先生自訂年譜》於“宣統三年辛亥”（即1911年）條下記：“特授電白縣，卸三水縣事。將就任適革命軍興乃回”。1911年以前，許南英未得“特授”，1911年以後則民國肇建，許南英只能自稱“前特授電白縣知縣”。用此排除法，自可確認其作年也。
現在談碑文的題目。首先，“誥授奉直大夫晉封朝議大夫”是封贈而不是實授的官職。清代封贈制度規定，官員三年考滿或遇皇家慶典二年考滿以上，即可按品銜請求封贈，所得封贈又可按規定推恩及於直系長輩，官員晉級還可以請求晉封。奉直大夫和朝議大夫分別是給從五品文職官和從四品文職官的封贈。參照碑文裡“子男四，振麟花翎四品銜”看，許子榮長子許振麟曾得從五品封贈（奉直大夫）、繼又得從四品封贈（朝議大夫）並推恩及於許子榮。其次，“墓志銘”屬於碑志類古文之一種（另一種是封禪、紀功的碑刻）。墓志銘記載墓主家世、生平、交遊和子女等情況，文末有銘（韵語），故名。又以其立於墓前道（神道）旁，故又稱墓碑或神道碑。
最後談碑之正文。碑文明白如話，情詞感人。其中有一段話說：“余祖亦揭籍，生長台灣。中東之役，避地內渡，僑寓鮀浦。與翁素未謀面。日者，翁造廬相見，語出血誠。邀余寓於其家，怡怡如兄弟，既為謀出處，複時通有無。十載羊城，浮沉宦海，尚不能報翁於萬一。撫衷自問，不禁愴然。嗟乎，半世知交，舍翁烏有其匹哉？”這段話的本事，也見於許地山《窺園先生詩傳》：1895年離台內渡後，許南英“到廈門少住，便轉向汕頭，投宗人子榮、子明二位先生底鄉裡，距鮀浦不遠底桃都。子榮先生勸先生歸宗，可惜舊家譜不存，入台一世祖同揭陽宗祠底關係都不得而知，這事只得罷論。子榮昆季又勸先生到南洋去換換生活，先生的旅費都是他們贈與。他們又把先生全家從台灣接到桃都，安置在宗祠邊底別莊裡”。碑文之末，滿是讚美和祝福：“銘曰：積善余慶，厥後必昌。翳此幽宮，山水蒼蒼。克合乎封翁，心地之良”。兩岸一家親，誰謂不然！
（作者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台灣研究會會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