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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體系中最為關鍵和最具定義能力的雙邊關係 |
中評社╱題：“中美關係的新周期：戰略競爭、戰略相持和新關係規範的探索 ” 作者：田飛龍（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北京黨內法規研究會常務理事、法學博士
【摘要】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體系中最為關鍵和最具定義能力的雙邊關係。中美兩國是各自所在文明、歷史、制度和規範的典範代表和相互鬥爭的主體力量。隨著中國民族復興進程的結構性展開和體系化定型，美國長期的“民主東方主義”戰略受挫，民主價值觀輸出與市場規範改造遭遇中國自身文化和制度的阻斷與反制，中美關係陷入“新關係規範”的共識危機。中美“新冷戰”以多種形式爆發和呈現，但尚未構成全體系的定型認知和規範，拜登主義則以“戰略競爭”定義和調控中美宏觀關係，具有冷戰性質但存在有限合作與衝突管理的餘地，與傳統冷戰有別。從中國立場出發，中美關係出現了後貿易戰階段的“戰略相持”特徵和元素，需要從毛澤東“持久戰”思想、美國霸權的“韌性衰落”以及中國民族復興/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鬥爭層面進行深刻的理論詮釋和戰略分析，從而澄清戰略誤判和歷史主觀性的干擾，為構想和理順中美關係的“新關係規範”提供真實命題和有效思考框架。新關係規範在美國霸權的“自私捍衛”下難有實質性進展和突破，但“平視化”和“對等化”是不可逆轉的新原則和新思維，也是中美關係一切鬥爭的評價和調節基準。在民族復興的新周期裡，中美關係的鬥爭風險和規範理性并行，考驗兩種文明與兩個大國的歷史和政治智慧，也關乎人類和平發展的21世紀前景。
2021年11月11日，沒有了既往“雙十一”的繁華與浮躁，中國的公共生活聚焦到了十九屆六中全會的歷史決議。這是一份總結過去百年、開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及面向民族復興的里程碑式政治文件。2021年11月16日，中美元首視頻會晤，中美關係進入新周期，一個從貿易戰的“守勢”逐步轉向綜合競爭的“均勢”的標志性外交事件。2021年，中國國家哲學與外交戰略發生重大轉變，從既往的“韜光養晦”調整為“平視有為”。
中國的戰略取向清晰自然：“平視”美國并在有關技術、制度和全球治理領域展開有效競爭，以負責任大國的自我理解和實踐行動維護和促進多邊主義全球秩序，反制和限定美國的自由帝國霸權，從而積極探索中美關係全新的規範原則和交往規則。中美關係上的實力突破和規範重構，是21世紀全球秩序轉型和真正“多邊主義”國際法範式確立的破冰之舉，其中蘊涵著極其豐富和深刻的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秩序變遷的規律和趨勢。2021年是中美“平視關係”嘗試建構的第一年，美國總體上并不願意接受中國的“平視”，認為這是對美國霸權的規範性挑戰，尋求以“新冷戰”、“戰略競爭”、“民主同盟體系”等霸權策略予以結構性壓制，而中國則堅持從自身文明地位和國際法原則規範出發試圖與美國建立真正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大國關係規範。中美關係探索新範式的新周期實質性展開，但其過程、風險和前景仍不甚明朗。中國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體系性建構，決定性嵌入了這一新關係規範的生成過程。
一、中美關係的長期視角：民主的東方主義
中美關係是東西方大國關係、文明關係乃至於全球性權力關係的最典型的縮影。美國對華認知和互動，始終帶有一種改造和征服這個東方真正的文明古國的殖民主義衝動和道德虛榮感，也始終帶有資本主義利益動機和市場占有意識下的強大經濟理性。從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開始，美國即試圖以市場、法治和民主的相關規範影響和改造中國，從租借地到廣泛的市場、文化和精英網絡的滲透控制。1898年，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試圖協調控制各國在中國市場的征服與掠奪行為及其破壞性，建立有利於美國資本和文化影響力的競爭規則與秩序模式。1917年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原則”及國聯架構，開始以世界主義立法者身份拋棄門羅主義，走向全球舞台中央。1945年羅斯福主義及其影響下的戰後世界秩序，基本實現了美國對全球秩序的文化領導權和規則制定權，國民黨政府也基於這一新世界體系而得以躋身聯合國“五常”之列。但美國的改造中國戰略出現了嚴重的誤判和錯失，它所扶植和控制的是代表中國權貴和買辦利益的國民黨政府，賦予中國超出其實力地位的席位也是基於長期控制中國的戰略思考，但中國共產黨的決定性崛起及中國人民的自我解放打破了美國在100年時間（1844-1949）裡對中國的市場占有和民主改造的“大計劃”。鄒讜教授的《美國在中國的失敗》詳盡研究和論述了“美國失敗”的來龍去脈。而美國教授絡德睦的《法律東方主義》則鈎沉分析了更長時段的美國“規訓”中國及其失敗的歷史，并提出了正面對待和評價中國法自主性和規範性的問題。
1949年之後的中美關係，是短暫熱戰、長期冷戰與接觸和解的交替史。美國直接面對的是接受馬克思主義并扎根中國大地與中國人民之中的中國共產黨，後者的意識形態有效整合了民族主義、天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思想體系，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自足觀念體系和實踐道路。美國扶植的國民黨政府的政治失敗，不僅僅是一個普通東方盟友的失敗，更是美國長期的“東方民主化”戰略的決定性失敗。與搞定國民黨所用的贖買、籠絡和民主誘導方法及成效不同，面對意識形態對立、民族主義強烈且對全球治理抱有理想性追求和責任感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美國必須尋找到新思維和新方法。在美蘇冷戰的僵持和間隙之中，尼克松和基辛格尋找到了一種“接觸主義”的新戰略，即通過在外交與經濟關係上對中國的有限接觸和引導，分化中蘇聯合體系與社會主義陣營，并最終實現中國與西方的價值和制度對接。接觸主義當然是一種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而不是對中國文明、主權和發展道路的內在尊重與平等理解，接觸過程所適用的基本規範和規則由美國定義、解釋和執行。毛澤東晚年的外交與世界體系策略調整，使中美關係出現了重要轉機，美國的接觸主義初顯成效。接觸主義真正結出制度性碩果，是1979年中美建交及中國對美的改革開放，由此開啓了中國以經濟建設和韜光養晦為中心的歷史新階段，一般稱為“鄧小平時代”或“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段也確實出現過對美國文化與民主的“頂禮膜拜”，甚至出現過嚴重的民主政治風波，但中國共產黨經受了相關的政治考驗，走出了一條越來越堅定和體系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美國對中國的“接觸主義”具有分化中蘇關係和引導中國民主化的雙重目標，前者非常成功，甚至導致了蘇聯陷入危機和解體；但後者并不順利，遭遇到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上的嚴格警惕和阻斷。美國顯然過分高估了自身的改造能力和影響力，同時嚴重低估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和中國文化的自主性。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尼克松開啓訪華破冰之旅後，中美關係的發展始終存在接觸和對抗的二元性和關係波動性。中國領導層從未放棄對自身文化與政治道路的堅持。1972年中美上海公報中，中方赫然寫明“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表明中美關係必須經受“壓迫-反抗”的鬥爭和歷史考驗，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鬥爭精神和意志不可侮辱。1974年，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和中國政府在聯合國發表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這是毛澤東的世界觀和世界體系理論，其中第一世界的美蘇被作為超級大國和冷戰霸權對待，其他發達國家處於依附性的第二世界，而中國確認了自身的第三世界國家身份，做國際正義事業的參與者和引領者。改革開放并沒有真正改變“三個世界”劃分的世界觀和鬥爭哲學。而作為改革開放時代之國家精神標志的八二憲法，也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政治穩定之錨和國家治理的指導思想，鄧小平、彭真等在關於憲法修改草案說明中均明確堅定地予以申明。1989年政治風波是重大政治考驗，是“接觸主義”的一個特定政治後果，也是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歷史性失敗風潮的波及，是大氣候與小氣候的交織。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沒有因此而失敗或解體，反而更加堅定自身的信仰和道路，更加堅信祇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能將社會主義事業堅持下去，才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美國對中國推行的長期“東方民主化”戰略以及作為其變種的“接觸主義”，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後面臨根本性的政治失敗和意義挫折。中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不可能造成“資本家”的主權和專政，也不可能催生一種想象中的“中產階級”公民社會，更不可能單純成為美國資本和優勢技術的長期“血汗工廠”和剝削對象，淪為資本世界產業鏈上的“經濟殖民地”。有兩個關鍵性事件刺激美國作出了改變“接觸主義”的戰略決策：其一，十九大報告及其黨的全面領導、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系統提出，美國看到了一個意志飽滿、鬥爭堅定和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全體系的中國，而這個中國的歷史演變與西方民主道路及對美依附性嚴格不相關；其二，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技術主權”的崛起和挑戰，對美國穩固的技術霸權和專利“紅利”造成衝擊，對美國的全球安全網絡和監控體系構成刺穿和壓制的壓力。但美國打壓華為的國家級行動并未奏效，“孟晚舟案”以中國正當維權的階段性勝利告終。在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經濟體系博弈鬥爭的過程中，美國的統治精英產生了所謂“戰略警醒”甚至“中國恐懼”，中國威脅論近些年在美國已無需事實論證即可成為國會立法、媒體論辯與社會商談的“默認”前提。2020年7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的“新鐵幕演說”宣布了“接觸主義”的歷史死刑，“遏制主義”成為新戰略，中美新冷戰啓幕，且并不以總統換屆和拜登主義政策的某些調整而有任何實質性改變或逆轉。
二、戰略競爭：拜登主義的“新冷戰”外衣
最近十年來，中美關係面臨質變，這是所有嚴肅的觀察家和政治人士都有的感受。一個非常直觀的指標是，美國兩黨政治分裂到處呈現，但在涉及中國的法案上卻表現出空前的“團結一致”，而且立法審議過程中極少見到對中國的正面解釋或辯護，呈現出“一邊倒”的政治正確性。對中美新的大國關係，美國戰略學界有嘗試用“修昔底德陷阱”（艾利森）概括的，也有使用“半脫鈎”概念的，更有人鼓吹“新冷戰”定位的。這些對華新戰略與新思維的多種形式的嘗試，在2016年以來的特朗普主義風行時期特別活躍，但并未形成穩定的共識與概念。在2017年12月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中國被界定為“主要對手”和“修正主義國家”，但中美之間到底是何種關係，在具體性質和規範上仍然不够清晰。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對華發動貿易戰，但其“交易的藝術”以及拿原則問題做交易的習慣，導致美國極大損害了盟友體系和軟實力基礎，未能迫使中國就新版中美貿易協議的極端版本簽字，祇是簽署了非常初步性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2020年1月），并隨即受到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對衝及特朗普敗選的擱置。貿易戰暴露了美國的實力短板和霸權脆弱性，反而催生了中國的戰略自信和進取意志，“孟晚舟案”上的持續鬥爭及其結果就是例證。
儘管美國官方并未穩定使用“新冷戰”來定位新的中美關係，但“合作”顯然已經不是中美關係主軸。拜登政府在評估和確定中美關係基本路綫時，反復在“競爭”、“對抗”、“合作”之間考量與組合：一方面，拜登主義對具有“新冷戰”性質的特朗普主義進行批判性評估後決定繼承其基本盤，延續特朗普對華政策的主要遏制性元素，繼續在高科技領域推進“脫鈎”，而僅僅在有利於美國經濟民生的有限領域恢復合作及“再掛鈎”，最終確定了“戰略競爭”（strategic competition）的主導性政策路綫；另一方面，拜登主義更加重視民主同盟關係和反華統一戰綫的建構，以及通過軟實力與普適價值的“過度政治化”利用構築圍堵和限制中國的龐大世界體系，“民主峰會”就是拜登路綫的最佳寫照。
美國國會在2021年重點推進《戰略競爭法案》，整合與強化美國在全世界範圍內對中國的遏制、脫鈎與發展限制，并刺激挑動中國周邊矛盾，濫用“台灣牌”遏制中國發展進程。這一法案思維還衍生出一系列具體和個別領域的相關法案。“戰略競爭”是一個刻意中性化表達的對華新戰略概念，因拜登政府至少從表面上不願意簡單而直接地繼承“冷戰”遺產和話語，儘管其具體行動和政策細節符合“冷戰”的基本歷史和規範。上世紀的美蘇冷戰給世界各國包括美國盟友造成了嚴重的地緣經濟和政治傷害，也在西方社會留下了心理傷痕；而且中國與蘇聯不同，是一個在文化上更和平、經濟上更易於合作以及政治上存在溝通餘地的東方國家，不是“戰鬥民族”，也不是“霸權國家”。美國直接以“冷戰”進行對華政策動員和具體實施，其價值感召力和具體執行力都會大打折扣。但“戰略競爭”則不同，以維護西方民主和市場競爭規則為名義，容易在形式上與傳統“冷戰”相區別，也容易從價值觀安全和產業鏈安全角度說服盟友跟進，更可以對美國國內不同政治力量和既得利益集團進行“最大公約數”的政治整合，因而是一個非常符合民主黨“政治虛偽主義”的高端話術與新概念。對普通美國人及美國盟友而言，“冷戰”或“新冷戰”會讓人產生即刻的歷史聯想和不適感，但基本沒有人會質疑與中國展開“戰略競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甚至也不會去懷疑這種競爭對民主和市場規則的西方範式的規範性運用。“戰略競爭”及其政治動員和行動體系，是拜登主義對華政策的“巧實力”，也是對中國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最具威脅性的概念和思維。
就其本質而言，“戰略競爭”并不是相對和平的“接觸主義”的延續或變種，而是美國“新冷戰”的概念和技術偽裝，其本質仍然是“冷戰”思維和方法，是全體系的激烈對抗和遏制，對中美關係的固有基礎、地緣安全與合作體系以及全球性的和平基礎、產業鏈穩定性及共同的全球化增長前景構成結構性撕裂和損害。中美關係的穩定規範，不是美國單方面性質的“戰略競爭”，中國也不可能簡單順從美國的競爭規則和利益精算體系，而是追求一種“平視對等”的、更合乎國際法規範與中國長期發展利益的新關係規範。同時，中國必須在應對美國實質展開的“戰略競爭”與國家利益極端挑釁過程中充分揭露這種“偽競爭”的霸權屬性、冷戰危害性及對世界和平發展的基礎性破壞作用，運用國家實力和國際體系內的和平發展力量予以制度鬥爭和精準反制。2021年6月，中國最高立法機關制定《反外國制裁法》，邁出了依法反干預、反制裁涉外法治鬥爭的決定性步伐。
面對具有“新冷戰”性質的美式“戰略競爭”，我們需要回溯中美關係及其鬥爭的長期歷史，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既要對1972年上海公報中的“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正義鬥爭精神有追溯和激發，又要對1974年“三個世界劃分”的世界體系戰略有重新理解和創造性運用，更要面對中美長期鬥爭的艱巨性和風險性而回溯1938年毛澤東《論持久戰》的“持久戰”意志和智慧。而今日中美關係中的“持久戰”正是為了民族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正當目標和根本利益。“戰略競爭”的戰場是全體系、全天候、有形和無形交織以及長期性和風險性并存的，更加考驗當代中國文化、中國政治體系和中國人民的定力、進取心和持久團結奮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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