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台當局修法和出台政策緊縮台人赴陸開展交流活動。
民進黨當局執政以來，採行謀求與大陸“脫鉤”的政策，為此，限縮兩岸交流的意圖十分明顯。一方面強化台灣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建構，培養民眾的“台灣國家和民族意識”，塑造“台灣國際身份”，藉此引導台灣民眾否定對於中國和中華民族的認同；另一方面，通過立法、修法和出台政策及行政規範，提高台人赴陸交流的“門檻”，加大其中的風險預估和難度，迫使其降低互動與交流意願，藉此達成限縮兩岸民間交流的目的。
特別是在2019年，民進黨當局極力推動包括“刑法”、“國家機密保護法”、“國家安全法”以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在內的“國安五法”的修訂，還專門訂立“反滲透法”，這不僅反映出其希望限制緊縮兩岸各方面交流、交往與互動的意圖，尤其是防範兩岸各界持續推進的民主協商，而且用威脅兩岸民間互動和交流的方式直接對於島內的在野勢力和民間力量設限，增大其與大陸互動的難度。例如，增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5條之3等10項內容，提高兩岸政治談判結果在台接受的門檻，全方位封鎖限制兩岸政治協商空間；修訂第9條及第91條，增訂第9條之3，對退役將領、公務人員尤其是軍情人員赴陸設置嚴苛限制，管控離退職公務人員赴陸交流；修訂第93條之1，藉加大對“違規”陸資入島處罰力度之名，行限制兩岸經濟互動之實；修訂“刑法”第113條和115條之1及“外患罪”一章，特別是對後者做實質性修訂，涉及第103條到115條，首度將涉及“外患罪”的範疇界定為“適用地域或對象為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修訂“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6條、第32條至34條，延長涉密人員脫密期和洩密懲罰力度，形成恐嚇和寒蟬效應；修訂“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5條之1，增訂第2條之2、第5條之2，加重對所謂“共諜”的處罰力度。⑧
不僅修法、立法，而且台當局陸委會等行政單位也以政策和機制的形式來限縮兩岸各類交流。台當局教育部門就曾聲稱，將聯合陸委會研議各級學校赴陸交流的相關通報機制，加強對學者赴陸交流的限制。⑨與之類似，陸委會今年對於赴陸參加交流活動在野力量也多有“警告”。9月赴陸參加海峽論壇的新黨主席吳成典在會上再次提出，新黨響應“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號召，並提出新黨版方案構想。在他尚未返台時，便遭到陸委會查辦的警告。⑩而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即將參加海峽青年論壇，陸委會亦有恐嚇之語，“若違法將依法處理”。⑪
（三）經濟和貿易關係較難改變當前兩岸交流互動困境。
經貿互動向來是兩岸民間交流的重要領域，在以往曾經在穩固兩岸關係方面發揮出積極的作用。然而時至今日，兩岸經貿關係深化勢頭並沒有因為疫情的影響而有所減緩，甚至2020年前9個月兩岸貿易額已突破1853.8億美元⑫，預估今年貿易額仍有可能繼續突破2200億美元規模⑬。不僅兩岸貿易額自2009年以來持續增長，而且以“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為主要內容的兩岸經貿機制安排也在穩定兩岸關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全國人大代表、海協會會長張志軍曾表示，自ECFA生效以來到2019年9月底，貨物貿易早期收穫產品，大陸對台纍計減免關稅約388.8億元人民幣。早期收穫產品清單給台灣中小企業及農漁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從2010年到2019年，早收清單中台灣對大陸出口農產品的增長超過了2倍，大陸已成為台灣農產品外銷第一大市場。⑭兩岸貿易的維繫和發展無疑有助於穩定當前的兩岸關係，甚至在一定程度也對沖了民進黨當局“脫鉤”策略的影響。可以看到，即便是民進黨當局希望改變2008年以來所形成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局面時，仍唯恐ECFA因此而在今年9月被終結⑮，而台灣社會各界也普遍不樂見ECFA被終止⑯。
ECFA作為一個協議框架，是大陸惠台政策的一部分，其作用主要在於增進兩岸互信，而不完全是大陸單方面對台經濟讓利，不僅在政治上能夠發揮鞏固兩岸關係穩定的助力作用，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爭取了台灣社會的民心。不過需要認識到，不論是兩岸貿易額的增加，還是ECFA之類的經貿協議，都是兩岸經濟互動規律的結果，即便其具有間接的政治影響，但其作用畢竟有限，或者說至多有助於維繫和鞏固兩岸互動態勢，而難以產生根本性的影響。甚至可以看到，即便是兩岸經濟貿易互動，也很難影響島內政局走向朝著有利於和平發展和和平統一的方向發展，也難以推動統派力量在台灣政治中居於主導地位。這也就說明，兩岸經貿互動對於兩岸關係的影響具有局限性，是無力改變當前的兩岸互動困境局面的，而刻意去終止這種關係，則有可能加劇兩岸“脫鉤”的可能性。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民進黨當局就能操控兩岸經貿關係，對大陸形成制約，既無法也不願刻意斷絕與大陸之間的經貿互動關係，也在很大程度上難以做到完全“脫鉤”。近來，民進黨當局一些行政單位大力限制大陸電子產品和網絡服務企業在台的運營，不論是限制華為手機和小米產品在台銷售，還是下架“愛奇藝台灣站”和“淘寶台灣”，這種行為對大陸企業的運營均難以產生任何實質性影響，反而損害了台籍員工的就業利益和淘寶店主的實際利益，以及台灣電視劇市場的發展。
這種做法恐怕反映出民進黨當局較為矛盾的心態，既要促使兩岸交流互動朝疏離化方向發展，又不願因此喪失在與大陸互動中的實際獲利。可以認為，民進黨當局自2016年以來就在推動“新南向”政策，近年來又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全球涉華產業鏈、供應鏈調整，都反映出其希望脫離與大陸經濟聯繫的深層次意圖，衹是無奈於兩岸經貿互動規律的作用以及對於現實利益的追求，不得已而維持經濟互動局面，但也在極力弱化兩岸經濟聯繫對於維繫兩岸互動的作用。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兩岸經濟聯繫雖然得以延續，但並不意味著這種聯繫在政治互動中斷的背景下能發揮穩定兩岸關係的作用，其不過是既有經濟互動成果的延續，表現出大陸政府不願進一步惡化兩岸關係的意圖，仍希望藉此爭取台灣民意和防止台向美靠攏。因此，“政冷經熱”局面恐將在未來一段時期成為兩岸互動的表現形態，而經貿關係大致能延續兩岸互動，但若要改變當前政治互動的困境局面則作用有限。
（四）民間互動網絡化推動“螺旋敵意”上升。
兩岸民間交往向來是全面、深刻瞭解台灣社會普通民眾所思所想的主要途徑，並在兩岸互動中不時發揮非常關鍵性的作用，尤其是在當前兩岸政治關係中斷的背景下，戰略誤判風險日益升高，更需要通過兩岸民間交往發揮這種特殊的作用，不斷拓展兩岸民間交流的形式、廣度和深度，避免誤判或互不信任的加深。
不過今年發生的新冠疫情，客觀上進一步限縮了兩岸民間交流，直接互動規模不升反降，甚至迅速萎縮。這一方面導致以往所形成的兩岸民間交流面臨難以為繼的局面，新的直接互動與溝通的方式和渠道難以建構；另一方面，兩岸互動並未完全斷絕，互聯網和移動網絡成為主要的平台，網絡輿論逐漸成為影響民間交流特別是觀念互動的主要因素，很多觀點互動通過互聯網公共平台展現出來。然而，兩岸民眾對於對方的好感度並未因此而優化，反而由於缺乏足夠的語境支撐，以及網絡上觀點展示的隨意性，而導致兩岸民眾間的對立更趨於嚴峻。這種情況的出現，既加劇了兩岸民間的對立情緒，擴大兩岸互動中的矛盾與誤解，又使得兩岸民意互動難覓緩衝空間，更難以發揮政治矛盾“緩衝閥”的作用，以至於兩岸民意圍繞著統一與“反統一”形成了直接的對抗，“敵意螺旋”快速上升。其結果，不但不利於兩岸民眾心靈契合目的的達成，甚至會提升台當局對抗和脫離大陸政策在島內的合法性。可以說，網絡民意的矛盾性互動所形成的負面效應已經顯現，兩岸政治關係緩和的空間被進一步壓縮。總體上，兩岸圍繞著統一和“反統一”的矛盾，已經在民意、政黨、路線、政策、軍事等多個方面形成對抗態勢，這在客觀上也限縮了兩岸民間交流本應在當下發揮作用的可能，增大了兩岸融合發展的現實障礙和困境。
三、推動新形勢下兩岸互動與民間交流的策略與路徑創新
當前，台海形勢正處於變局之中，我們仍希望能繼續維護2008年以來形成的基於“九二共識”為核心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現狀，但是當前的新形勢客觀上意味著基於和平發展而形成的兩岸互動和民間交流模式、方法和形式，有必要做出較大的調整，以適應新情況、新問題，繼續推行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力求繼續為和平統一創造條件。
第一，辯證地認知和看待民間交流在兩岸互動中的地位和作用。
嚴格意義上，兩岸互動的概念範疇並不局限於政治、經濟、軍事和人文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矛盾衝突乃至戰爭都是互動形態，衹不過在由和平發展向和平統一過渡的策略路徑中，互動與交流的釋義日漸呈現出積極、正向的意涵，並有了更為明確的目的指向。不過需要注意到，這種正向性互動、交流衹是兩岸互動形態中的一種模式，而並非全部或唯一模式。這類交流、互動當然有其積極意義和作用，但其功效施展多是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局勢下形成和發揮作用的⑰，這種邏輯關係表明民間交流在兩岸互動的作用有積極面，但也具有相對性。
與之相對應的，負向性互動在兩岸關係中仍是存在的，這種情況雖然與我們追求和平發展、和平統一的主觀意願之間存在明顯差距，但在兩岸互動歷史之中也非一無是處。例如1958年的金門炮戰，仍讓兩岸以戰爭互動方式宣示了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這種行為雖然是負向性的，但在當時冷戰的歷史背景之下仍有其積極意義。因此客觀上，民間交流作為正向性的互動模式，其在兩岸關係互動中僅僅衹是一種式樣，而對其作用的認知和評估不宜誇大，更需與負向性互動形態結合起來，加以辯證看待。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兩岸互動向正向性方向發展，是需要正反兩方面模式共同作用的，而不能僅僅衹單方面強調民間交流的作用重要性，甚至為了互動而交流，而忽視了互動所反映的內在矛盾的統一性和衝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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