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日兩國未來可取的戰略選擇
（一）未來半年至一年是國際局勢潛在重大變化的過渡期。可確定因素是中俄兩國政局明朗，兩國戰略協作關係將加強。不確定因素是美日兩國的政局前景。從趨勢上看，美國11月大選雖然還有變數，但特朗普連任的可能性在下降，明年美國迎來拜登時代的可能性上升。屆時中美之間的矛盾仍會存在，但處理方式可能不同。2021年9月後，日本自民黨仍將繼續掌權，但安倍時代將落下帷幕。“後安倍時代”的中日關係仍有不確定性，但日本民族不會無條件接受美國全面主宰，中日矛盾也不會輕易消失，但中美、中日敵對關係也未必是三國的必然選項。中美日三國關係存在重新調整和再出發的可能性。
（二）日本在“後安倍時代”面臨的戰略選擇：第一，日本是修改憲法，成為西方“能戰國家”的一員，參與暴力強權的多邊主義，還是繼續在《日本國憲法》下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和平的多邊主義？第二，是搞排他性經濟集團，遠交近攻，以中國為競爭對手，還是堅持開放的地區主義與國際協調，加強中日區域合作？第三，是利用中美對立從中漁利，還是促進中美協調，避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第四，是重走歷史老路或與“台獨”勢力為伍，還是從中日兩國關係大局和長遠利益出發，妥善處理台灣問題和圍繞釣魚島歸屬認知的爭議？第五，是囿於冷戰思維和傳統權力政治、地緣政治的現實主義決策邏輯，同中國搞戰略對抗，還是樹立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的新安全觀，與中國合作建立具有建設性的安全關係？
（三）中日作為和平國家推進可持續安全合作，是面向未來的正確選擇。回顧中日2000多年交往歷史的經驗教訓，日本在令和時代應該並可以做出的戰略選擇在是上述五個選項中選擇後者，而非前者。中日兩國的結構性矛盾並非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矛盾，而是歷史延續至今的中日兩國人民同日本右翼勢力之間的矛盾。因此，中方將堅持不懈地推進中日兩國人民世代友好的政策。既要珍惜兩國老一輩促進戰後和解與合作的努力，也要針對日本出現的錯誤甚至是危險傾向坦誠指出，講明中方的原則立場；對釣魚島歸屬等卡在日本民眾心頭的症結性問題，要有針對性地詳細而耐心地說明並持之以恒。
對中日兩國來說，可持續安全是本，本立而道生。在傳統安全領域，中日兩國共同恪守《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等四個政治文件規定的各項原則至關重要。中國強大起來絕不稱霸，而履行“濟弱扶傾”的天職；日本在歷史、台灣、領土問題上避免重蹈歷史覆轍，中日就會迎來美好的明天。中日在處理釣魚島等兩國之間棘手問題時，從共同、綜合、合作和可持續安全思路出發，也許可以找解決緩解或解決矛盾的根本出路和辦法。
（四）中日應多做有利於對方國泰民安的事，日本應妥善處理香港設立維護國家安全法後的中日關係。《中日和平友好》第一條規定：“締約雙方應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各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係。”然而，針對香港國安立法，不僅日本右翼勢力予以攻擊，日本政府表示“關切”，自民黨外交通過決議表示反對，日本共產黨委員長也橫加指責，稱此事屬於所謂“國際問題”而非“中國內政”，擔心香港的人權問題。這是傲慢無禮的雙重標準。日本作為友好鄰邦和法治社會，應該教育國民了解中國相關法律的內容並在香港境內自覺遵守。
須知，如果類似香港的黑暴勢力在境外支持下公然搞打砸燒，暴力搗毀議會，企圖顛覆政權，分裂國家，在日本是要受到法律嚴懲的。《日本刑法》第81條“誘發外患罪”規定：“與外國勾結誘發對日本行使武力，或已知將被行使武力而予以合作的犯罪行為，法定刑罰只有死刑。”該條死罪使用與外籍人。日本《自衛隊法》第三條規定：“自衛隊為捍衛我國和平與獨立，保持國家安全，以針對直接侵略及間接侵略保衛我國為主要任務，可根據需要維護公共秩序。”日本的所謂“間接侵略”是指：“因外國教唆或干涉而引起的大規 模內亂、騷擾。”對此，日本自衛隊在發生警力難以應對事態時，可以出動維 持治安，並可使用武器。或許正是由於有了這種立法和嚴厲的罰則，日本60年代以來才沒有發生大規模內亂。同樣，以往中國在這方面立法的缺失，也是造成1989年內地、2019年香港內亂的原因之一。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實行“一國兩制”，台灣和大陸尚未統一，所以更需要補齊防止外國教唆而引發內 亂的法制短板，防止“間接侵略”發生。日本有人指出，在沖繩主張“琉球獨立”並不受法律制裁。是的，因為沖繩不是日本的固有領土，1879年之前是有約500年歷史的琉球國，後來被日本強行吞並，為換取清政府認可日本吞並琉球，日本外務省甚至還主動提出把宮古群島和八重山群島劃歸中國。清政府則 認為“琉球自古一國”，瓜分琉球不仁不義，未予接受。所以如今沖繩民眾自發謀求“琉球獨立”或“琉球複國”只要不有損社會治安，日本難以取締。香港則完全不同。需要中國警方關注的恰恰是外國教唆、縱容、支持中國境內破壞治安的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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