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MMT爭議與“政策修正”
文章稱，MMT自推出以後，爭議不斷。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rry Summers）稱其為“邊緣經濟學家所推銷的瘋狂主張”，他認為MMT不僅會導致惡性通脹，並且由於其忽略了美國經濟的外部約束，還有可能會導致美元貨幣崩潰。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認為，當央行不處於零利率下限的情況下，政府所能實行的赤字規模受到與貨幣政策互動結果的影響。例如，當政府擴大財政赤字時，央行也會因為通脹上升而相應抬高利率，政府財政支出擴大與私人部門利率提高之間存在權衡（trade off）。歐洲經濟學家鮑德溫(Richard Baldwin)認為,在當下疫情期間，MMT似乎非常具有誘惑力，但從長期看，MMT的效應將遞減。
就具體政策而言，MMT過度簡化了在實際操作和政治決策中的複雜性。具體表現在：
●MMT，與功能財政類似，都是基於封閉經濟體的模型。這導致MMT忽略了大幅貨幣擴張導致匯率快速下跌的可能性。
●MMT忽略了長時期的貨幣擴張及低利率政策對國內金融穩定的影響，MMT可能導致金融過剩並造成災難。
●MMT的追隨者忽視了失業的結構性，而結構性失業通常對需求刺激政策的反應有限，反而容易導致通脹。
●MMT較少提及財政貨幣化下的財富分配問題。
●MMT忽略了新發行貨幣是商業銀行在央行持有的準備金這一事實，這意味著央行仍然需要支付給商業銀行利息，因此即使完全財政貨幣化的赤字也會導致公共部門債務上升。
●MMT忽略了道德風險引發的複雜問題。MMT破壞了政府的預算赤字決策與私人部門願意認購赤字之間的聯繫，而這個聯繫是市場對政客施加的最重要的紀律。一旦這個紀律被拋棄，那麼不負責的財政政策的大門就會打開。
●債務不可能無限積累。從極限來看，總負債不能超過總財富，並且債務的增加會誘使投資者要求更高的回報。這一動態取決於債務利率與經濟可持續增長率之間的高低，若政府債務利率低於經濟增長率，那麼債務增加的後果相對不是那麼嚴重；若政府債務利率高於經濟增長率，那麼債務將像雪球般積累。
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了“修正版”的MMT政策框架，即在強大的制約平衡制度（checks and balances）到位的情況下，MMT政策才可能有效，且不會導致災難性後果。具體包括：
●MMT有清晰的通脹、物價或名義GDP目標框架，並且政策應公開透明。
●MMT的最終決策應由獨立的中央銀行政策委員會制定，而非政府。
●財政貨幣化應首先達到法律支持，並且限定時間和金額，例如3年內3%GDP。新增債務在必要的情況下可以延期，但其期限仍應是有限的。
●與其用MMT對容易提升政府形象的減稅或補貼進行融資，不如用MMT集中對一系列資本項目進行融資，例如公共基礎建設，這會提升經濟的生產潛力並最終這些項目可以部分賣回給私人部門。
●應使用宏觀審慎政策來解決市場的過度繁榮問題。
●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現象需要被監控，在必要的情況下與其他補充政策一起執行。
●為了展示信心，政府在實行MMT的同時還可以宣布一系列持續數年的結構性改革，這也將幫助後續的經濟擴張更為持久。
四、警惕“中國式”誤讀
文章指出，“修正版的MMT”其實又回到了目前宏觀經濟政策的框架之中，政府支出需要財政紀律，只有結構改革才能解決經濟體系多年累積的根本問題。
目前，MMT更受左派政客的青睞，因為左派政客通常倡導全民醫保、減免學生貸款、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等需要大量財政開支的經濟政策。我們認為，在目前美國由於民粹主義導致需要妥協的民主制度陷入“政策死結”的背景下，MMT更像是一個繞過系統失敗的融資方案。
MMT受到關注的大背景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叠加新冠疫情導致的持續大衰退，低利率和通縮成為常態。然而，從經濟長周期來觀察，無論衰退持續多久，經濟最終都會走向復甦和擴張的常態，無論其起點是戰爭將過大的財富分配差距抹平，或者通過其他方式。需要區分正常經濟時期和特殊經濟時期，例如當下的“新冠衰退”。
需要警惕為了短期之“術”，在基本宏觀經濟框架的構建上選擇了錯誤的道路。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從形態來看，赤字貨幣化和MMT非常類似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金融系統被定義為財政系統“出納”的財政金融體系。這也許解釋了中國學者更容易接受MMT的深層次情結。
事實上，中國依舊行進在轉軌進程之中，作為現代國家治理的“現代財政框架”遠未建立，抵達公開透明、有紀律、有制衡、強調效率這些核心目標還任重道遠。按照IMF和世界銀行的評估，中國財政系統在透明度方面的全球排名十分靠後，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國的官方赤字率遠低於IMF測算的“加總赤字率”，政府融資平台、特別國債等都未計入赤字規模。而當下“赤字貨幣化”討論的起點即是將赤字置於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之上，而非經過人大授權的公開透明，以及各方監督制衡實現效率，僅停留於找到資金來源的“技術處理”和類似重“術”的思維之上，中國會面臨和透明、制衡、效率為核心的現代財政系統漸行漸遠的更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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