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使得中國在非洲要面對西方輿論所發起的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由於語言障礙、信息傳播不暢等原因，中國在非洲的發聲機構面對的是在別人的平台上用別人的語言、別人的規則、玩別人的遊戲的局面。從話題度上來說，那些對於中國而言最需要關注度的頻道恰恰是最缺乏流量支持和創作驅動力的。而目前為中國在非利益發聲的主要群體僅為少數在非工作、生活，並擁有足夠語言能力的海外華人華僑。相較龐大的西方主流媒體，支持中國的只言片語很容易就被“淹沒在滾滾洪流之中了”。
要扭轉局面，中國需積極有為。第一，非洲國家政府的對華態度和政策隨著國際局勢不斷變化，一些國家內部利益陣營交錯，海外派和本土派、守成派和少壯派，以及各種族和社會階層之間存在割裂。這些分歧力量會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處於博弈中。即便有個別國家對華態度出現變化，出於各國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綜合考量及新興商業實用主義的重新崛起，政府最終也會在言論上緩和和靠近與中國的關係。
第二，即使是在西方輿論的不斷挑動下，非洲也不存在“反華”潮，更多的是一種情緒。非洲一些國家原本就承受著由歷史沉積帶來的經濟和社會負擔，在即將到來的“解封”之後，人們的注意力會放在如何儘管復工復產和緩解民生壓力之上，對中國負面話題的關注度將迅速下落。
第三，在疫情中，東非西非都出現了一些政客利用疫情投機的現象。但非洲人民整體上的善良和淳樸並未改變，他們基於樸素價值的好惡判斷和情緒是受到了外界誤導才誘發的。未來中國在非洲輿論中的話語權之爭更應將普通民眾的“心理痛點”納入到考量中，才更符合中非友好的需要。
第四，此次疫情已經讓中非雙邊研究院、智庫、民間組織和機構認識到，中非交流不能只靠溫文爾雅的研討會、博覽會。單純的學院派研究在汹湧的國際輿論場裡並不能有效保護中非友好。中國的智庫機構需要帶著自信和明確的目標、更具前瞻性的規劃，以及長期的行動方案走進非洲。無論是科技交流、商務對接、經濟拓展還是醫療互助，都在對應的領域動員當地參與者力量，把國際傳播和社會公關更深入地推廣開來，把我們為非洲人民做的實實在在的事結結實實地傳播開來。
第五，此次疫情中，凸顯引導中非雙邊青年交流的重要性。一方面，我們中國的年輕人需要明確非洲對中國整體發展的重要性和戰略意義，中國人的愛國情緒與對非洲各國和人民的尊重是統一的。另一方面，非洲當下的青年群體就是未來的領導者，中非交流應該針對這個群體做出更多努力。中國可以向非洲年輕人展示的不僅是強大與富裕，中國當下仍然有很多可以與非洲共情的地方。在扶貧、就業和發展上，中非面對共同的挑戰，可以共同去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在接地氣的實際工作中，把中非友誼延續下去。（作者是浙江師範大學非洲研究院南非分院執行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