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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元春（圖片來源：人大國發院） |
中評社北京4月21日電（記者 李娜）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日前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會上解讀一季度經濟數據，他認為，二季度中國面臨的問題比一季度面臨的問題更為超級。他建議當務之急，除了低水平的保障型的紓困和救濟之外，要利用目前窗口期進行一攬子宏觀經濟擴張政策的設計。
為什麼說二季度壓力更大？劉元春指出，一是疫情對於經濟的衝擊，並沒有完全顯現。一季度是因為全面管控，全面停擺，對經濟循環帶來的損失。但是疫情對各種經濟主體帶來的損失到底怎麼樣，在完全管控的時候沒有顯現，實際上只有在管控解除之後，市場恢復正常運轉才能知道在哪個環節出現了問題。二季度實際上是疫情衝擊下的後遺症全面顯現的一個階段。
二是全球疫情蔓延以及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停擺，其對中國外需、供應鏈的影響，在二季度會開始顯現。
三是在內部疫情和外部衝擊雙重影響下，去年所討論的一系列的趨勢性下滑因素和周期性下滑因素，內部結構性因素等問題可能會持續加重，導致二季度在經濟從完全管控、完全停擺向一種常態化、市場化運轉過程中，必定要面臨五重下行壓力的叠加。如何解決這五重下行壓力的叠加？刘元春认为，應該要提出一個相對較高的目標，更重要的一點是，希望政策必須是一種超級政策，不然不足以對衝五重下行壓力的叠加，也很難真正做到一個底線思維。所以二季度壓力非常大，如果二季度能夠在這個大推動、大對衝、大啟動的過程中使國民經濟常態化運轉，能夠在一些節點上解決一系列的問題的話，三季度、四季度可能日子就會好過得多，所以二季度是關鍵。
在政策方面如何發力？刘元春主要有以下建议：
第一，目前中國經濟面臨最大的問題是快速啟動經濟和快速常態化經濟循環。如果經濟長期處在這種管控停擺的非常態狀態，消極民生政策和消極的救助政策很難突破目前的瓶頸問題。經濟循環和經濟啟動越快速，成本越低。目前一方面需要全產業鏈復工復產，這是行政啟動。更要防止在復工復產之後因為沒有訂單，沒有需求出現的二次停工停產，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如果在二季度沒有很好的需求提振，沒有很好的下行壓力的對衝政策，我們即使進行復工復產，也會出現二次停工停產，二次停工停產帶來的社會衝擊和經濟衝擊的成本可能遠高於第一輪的停工停產。所以，一定要認識到，目前認為在外部環境還沒有全部發酵、貿易沒有全面下滑的這種狀況下，對於內需的提振和提前的衝擊就是一個很好的窗口期，所以不能簡單地拘泥於目前對於一些很微觀環節的討論，目前是經濟循環重啟、經濟循環常態化的窗口期，一定不能錯過，如果沒有一個大的刺激計劃，很可能面臨的二次停工停產的風險。
第二，必須要認識到中國民生體系的特殊性，而不能簡單地跟歐美進行比較，歐美的養老體系、失業體系和社會救濟體系已經非常完善，但是我們的民生安全網所覆蓋的面很窄，很多真正受疫情衝擊較大的主體沒有進入到傳統的安全網體系內。所以，通過傳統體系來進行民生救助往往無法在短期內實現對這些主體的救助。因此，對這些主體的救助要麼超越傳統主體進行全覆蓋性的、地毯式的救助，要麼就是要選擇以積極的經濟政策來帶動就業和民生。比如國家已經實施對退休人員的工資的上漲，但是第一代農民工都享受不了這個福利。再比如發放消費券，地方政府在實際操作層面往往按照戶籍人口發放，這就導致，真正在疫情中受到衝擊最厲害的邊際人群和低層人群沒辦法被政策觸及。如果選擇按照傳統的行政板塊和民生途徑來進行實施救助，不僅不能全覆蓋，而且很慢，這樣效率就會很低。
當務之急，除了低水平的保障型的紓困和救濟之外，要利用目前窗口期進行一攬子宏觀經濟擴張政策的設計。刘原创认为，政策設計可以更偏重於就業導向、民生導向，盡量採取經濟啟動與民生兼容的政策組合，這樣的政策是偏少的，密度还不夠。因此，一攬子的宏觀擴張計劃要及時推出，同時在這個基礎上推出一攬子的改革規劃。目前來講，如何使基層更有積極性，怎麼恢復經濟的活力和社會的活力，經濟的循環和社會的循環，是當前的主要矛盾，我們的政策一定要抓住這一個主要矛盾來進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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