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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在論壇上作主題發言（中評社 張爽攝） |
中評社福州6月18日電（作者 汪毅夫）第7屆兩岸文教發展論壇的議題之一是“新時代兩岸史學及其教育的融合與歷史認同重建”。我想，把握台灣史的話語權是題中應有之義。
我從30餘年前的一段往事說起。1988年1月31日至2月1日，“台灣史學術研討會”在台北召開。廈門大學陳孔立教授應邀向會議提交論文《清代台灣移民社會的特點——以〈問俗錄〉為中心的研究》，但他本人卻在赴台途中受阻於香港。陳孔立教授提交的論文是他寫作中的《清代台灣移民社會研究》的一部分，他的論文經由台灣學者代為宣讀，在會上得到和引起台灣學者的評論和討論。會議主辦方、台灣史研究會理事長王曉波教授對陳孔立教授論文的辯證唯物史觀大為讚賞，副理事長尹章義教授則指出陳孔立教授論文未涉及的問題，如科舉制度對台灣社會的影響等。
當年兩岸媒體熱炒的 “陳孔立教授文到人不到”的故事，是1949年以來首開紀錄的兩岸台灣史學術交流。我們從中可以得到如下啟示：
1、在台灣史研究及其教育方面，應該有針對性地倡導唯物史觀。 1988年是李登輝取代兩蔣的領導地位、又是李登輝及其追隨者（有時在藍營、有時在綠營，有的在藍營、有的在綠營）開始主導推動“去中國化”的年頭。台灣史學界趨勢附炎的學者提出台灣史的“同心圓史觀” 和“東亞史觀”，並用於台灣史研究和教育，意在造成台灣民眾尤其是台灣青少年的分離傾向。幾年前，在大陸舉辦的台灣青年夏令營報告會上，居然有大陸學者講述“同心圓史觀”，這說明我們對錯誤史觀的危言性認識不足、批判不力。當然，最有力的批判是正面倡導唯物史觀。1990年陳孔立教授的《清代台灣移民社會研究》和劉進慶教授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兩本學術名著由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兩位教授都理直氣壯地告訴讀者，他們的著作乃是用“唯物史觀”和“馬克思理論”來研究台灣問題。在新時代，我們更應當理直氣壯地倡導台灣史研究的唯物史觀。當然，在史學方法論上應提倡和包容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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