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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
中評社北京12月21日電（作者 汪毅夫）主持人，學界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興在“王爺信俗與海洋文化遺產保護學術研討會”（2020，泉州）做書面發言。 首先，請允許我從對王爺信俗及其送王船儀式的批評說起。 在清代台灣，乾隆《鳳山縣志》有一段措詞相當犀利的批評，略謂：“夫儺以逐疫，聖人不妨從衆。至云船（按，指放流之王船）泊其地，則其鄉必為厲，須建醮禳之，噫！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豈有至則為厲而更禳之理，且人亦何樂而為不見益己，而務貽禍於人之事耶？”
然而，近百年前，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顧頡剛教授，到泉州做民間信仰（又稱民衆信仰、民間宗教等）的田野調查後，在1926年12月26日寫成的《泉州的土地神》（連載於《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周刊》第1期、第2期，1927年1月）一文裡告訴我們：“民衆的信仰本不能適合於我們的理性。我們要解釋它，只能順了它的演進的歷史去解釋，而不能用了我們的理性去解釋”，他給我們指示了一條正當的研究路徑。讓我們來看看王爺信俗及其送王船儀式的“演進的歷史”綫索罷。
1.古人對“疫鬼”的認知、情感和動作。 誠如乾隆《鳳山縣志》所言，王爺信俗及其送王船儀式屬於儺文化，而儺文化的中心詞是“疫鬼”。古人對於疫鬼的認知，有“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左傳•昭公七年》）的說法，古人相信瘟疫是厲鬼散布的。厲鬼由死而無後者和凶死者的鬼魂組成，他們是無所歸依的孤魂野鬼，他們會“為厲”即散布瘟疫，是疫鬼。古人對瘟疫、也對疫鬼的情感是恐懼和敵對，在動作上則有“驅鬼除疫”的動作。 對疫鬼的古老認知、古老情感和古老動作，構成了古人對疫鬼的態度。
2.從古到今：對疫鬼態度的變化。在流傳至今的王爺信俗及其送王船儀式裡，被敬奉為王爺的瘟神本是屢遭驅逐的疫鬼。我們從中可以發現從古到今，信民對疫鬼態度的變化。在認知上，有了變化：疫鬼會成為瘟神、瘟神會管控疫鬼；在情感上，除了懼怕疫鬼，并且敬畏瘟神；在動作上，驅逐疫鬼的節目，加上了禮送瘟神即送王船的儀式。禮送瘟神即送王船（又稱“出海”）的儀式，同“普度”有密切的關聯。清人丁紹儀《東瀛識略》（1873）記：“最重者，五月出海，七月普度”，近人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1922）收錄的《閩人侫鬼風俗記》則謂：“出海一事，較普度尤為重要”。在閩、台兩地的節慶習俗裡，農歷七月是鬼月（據說七月初一開鬼門，七月三十日關鬼門），是優待疫鬼的月份。“七月普度”是各坊巷、各村社務必輪流舉辦的儀式，閩、台兩地至今尚有民諺“普度不出錢，瘟疫在眼前”流傳。“普度”者，以超度孤魂野鬼為普遍號召、普遍動作也。與此相應，敬奉瘟神、禮送瘟神也是各地的普遍號召、普遍動作。信民的共同願望是讓瘟疫遠離人民而去，而不是“貽禍”於本地以外的某地及其人民。偉人毛澤東詩句“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表達的正是全體人民的普遍願望。
3.由閩入台：王爺信俗在台灣傳播的情況。康熙《諸羅縣志》記：“相傳，昔有荷蘭人，夜遇船於海洋，疑為賊船，擊炮攻擊，往來閃爍，至天明，望見滿船皆紙糊神像，衆大駭，不數日疫死過半”。這是有關荷據台灣時期，王船漂流於閩台海上的口碑及其文字記載。說來有趣，數百年間不時有王爺船由閩放流、泊於台灣海岸。如，《台中縣大安港和安宮簡介》（1979）記：“嘉慶十四年（1809）四月二十二日清晨，其王船靠於本村（時稱羅施港）海灘，船長二丈二尺，有帆桅、檣柁、錨錠、繩索，與民船并無二致。內有米、鹽、飯等日常食物，船艙內拴有活羊三只而無船員乘客形跡。威武壯觀令人刮目。船內甲板書明：後儛尾放出（按，後儛尾即今泉州富美之俗稱）”。又如，《台灣省通志稿》（1983）記：“民國二年（1913）夏間，漂來一艘王船，村民大喜，起之祀於媽祖宮”。又如，《嘉義縣東石港先天宮志》記：“民國十四年（1925）乙醜蒲月朔，忽有王船勒號捷泰利，隨波逐浪，棄頭桅，掉尾舵，收泊於東石港西北沿海傘頂洲”。清人何竟山《台陽雜咏》（1875）有句曰：“閩人信鬼世無儔，台郡巫風亦效尤”，誠哉是言也！明人謝肇淛《五雜俎》、清人施鴻保《閩雜記》、近人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所收《閩人佞鬼風俗記》所記閩地“出海”情形，同台灣地區大致相同。例如，日據時期成書的台灣《安平縣雜志》記：“近海莊民有王爺醮，……先一日殺生，收殺五毒之血於桶，名曰千斤擔，但挑一好氣運之人，擔出城外，與王船同時焚化”，這裡所記“千斤擔”的情節，也見於《閩人侫鬼風俗記》：“取豬血、狗血、雞血、牛血等血，暨腐敗之物，臭穢之布，種種惡物，雜投桶中。然後以神道簽字之印條，封貼桶蓋，必嚴必密。彼謂神道用乾坤袋拘捕之疫鬼，皆收容於桶中，故其鄭重如此”云云，這是惡劣的情節，是應該受到詬病和剔除的舊弊。台灣各地的王爺廟關於其主祀王爺的靈驗傳說，則是我們應予收集和研究的。例如，台灣云林縣光大寮主祀的蕭王爺據說有為民解冤息仇的功能：光緒二十六年（1900）“出乩調解”，使當地張、陳兩姓“化解仇恨，而結為良友”；光緒二十八年（1902）“蕭府神像及乩童”出面調解，制止了當地“六腳田與竹子腳兩村莊為相隔河流捕魚問題”而引發的“經常武鬥”云云。
“順了它的演進的歷史去解釋”，我們對王爺信俗及其送王船儀式會有更好的了解和理解。近30年前，我在寫作《台灣社會與文化》（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一書時，曾多次引用“貽禍於人”之說來做不當的批評，卻也提出了有合理成分在焉的意見：“儺文化活動中具有藝術欣賞價值和體育競技性質的節目，自然尚有發掘和再現的必要，但舊弊和現代病卻是不可滋長蔓延的”。
臨末，衷心祝本次研討會功德圓滿，熱烈祝賀“送王船——有關人與海洋可持續聯系的儀式及相關實踐”列入聯合國科教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主持人，學界的各位朋友，感謝大家耐心讀完我的書面發言，謝謝！
（作者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 、全國台灣研究會會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