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緣條件觀之，伊朗位處歐亞心臟地帶，更有強大的王朝官僚遺產、石油利益，對各方列強而言，皆為不可多得的傀儡良選，故蘇聯入侵後便長據此處，不僅在伊朗西北駐軍直至1946年，更扶植阿塞拜疆人民政府、馬哈巴德共和國等短命獨立政權，意在深化己方影響力。然而1945年後冷戰氛圍漸起，美國開始經緯中東，填補了英法等傳統殖民勢力留下的權力真空，並有意將中東打造成圍堵蘇聯南境的包圍網，伊朗自也不能置身其外。
在冷戰範式下，美國先於1946年迫使蘇軍撤出伊朗，又於1953年與英國共同策動伊朗政變，推翻首相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此一舉措雖換得巴列維國王的忠誠，卻讓美國在伊朗近代史的形象蒙塵，化作日後動員革命的話語根源。然而此時美國並未意會此事，其因高調支持以色列建國，已然見罪多數阿拉伯國家，故而更需伊朗、土耳其的親附，伊朗政府也因蘇軍的早年占領、煽動民族獨立，情願踏上親美之路，雙方自是一拍即合。
1960年代起，中東開始沿著美蘇勢力範圍，裂解出兩大陣營，一方是受蘇聯支持的阿拉伯勢力，包括埃及、敘利亞、南也門等，各國使用蘇式軍火，實施部分社會主義制度；一方則是與美國交好的伊朗、土耳其、以色列陣營，此方使用美式軍火，並在立場上倒向西方。然而美國一心防堵蘇聯，卻沒料到伊朗的最終叛離，原因不在共產主義滲透，而是一場始於1978年的內生革命。
這場革命雖被外界統稱為伊斯蘭革命，其動因卻遠比前稱複雜。首先，在巴列維國王統治下，伊朗都市享受著石油經濟紅利，農村卻深受分配不平等的侵蝕與剝削，階級對立日漸嚴重；其次，巴列維王朝承繼立憲運動的西化傳統，壓抑伊斯蘭的政治與社會角色，致使宗教勢力大為不滿，認為伊朗正受西方精神污染。
此外，由於巴列維立場親美，自由民主等話語自在伊朗社會漫天飛舞，反君主專制的自由派由此崛起；而伊朗位處美蘇前線，反美反帝的左翼團體也在學生間生根，並散入中產階級的隱匿角落。上述勢力各有議程，意識形態也不盡相同，卻恰好在推翻國王上形成共識，故能匯為革命浪潮，促使巴列維流亡海外；革命期間飄揚的反西方、反帝、反剝削、反世俗化口號，也盡被神權政府收攏，凝為“反美”二字，作為執政的正當性根源。
而論及伊朗神權政府建立者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其本只是流亡海外的宗教領袖，新首相巴赫蒂亞爾（Shapour Bakhtiar）邀其回國時，僅是想讓其在聖城庫姆成立類似梵蒂岡的國中國，以安撫宗教勢力，卻沒想到一發不可收拾。隨著霍梅尼在政治權鬥中過關斬將，宗教勢力自也席捲政壇，神權政府最終肅清了自由派與左翼政治勢力，反美不僅成了國策，也滲入社會與知識界，成為伊朗不容挑戰的政治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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