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20日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推進對外開放理論和實踐創新，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推動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逐步健全，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科學家座談會、基層代表座談會等多個場合就構建新發展格局發表一系列重要論述，強調對外開放是基本國策，我們要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這為“十四五”乃至今後一個時期我國對外開放指明了方向，也為廣西適應新發展階段要求、融入新發展格局、在擴大開放中加快形成國際合作與競爭新優勢提供了根本遵循。
深刻認識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我國發展的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綜合來看，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正確認識新機遇、新挑戰的內涵和特點，是抓住機遇、應對挑戰，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的前提。
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和挑戰，離不開科學思維的有力支撐。辯證思維是我們分析複雜局面、處理複雜問題的重要思維方式。形勢越是錯綜複雜，越需要運用辯證思維把握重點、抓住關鍵。當前，我們既要看到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更加不穩定不確定，更要看到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各國人民對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期待更加強烈；既要看到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疫情對我國經濟造成不利影響，更要看到我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潛力足、韌性大、活力強、回旋空間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點沒有變，我國發展具有的多方面優勢和條件沒有變。運用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就能從變化中尋找機遇、從挑戰中發現機遇，從而為轉危為安、化危為機打下基礎，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
在一個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謀求我國發展，必須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的變化，對我國發展格局提出新要求。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統籌當前和長遠、國內和國際、發展和安全作出的重大決策，是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的重要途徑，是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必須不折不扣貫徹落實好擴大內需戰略，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動力，也為世界經濟復甦作出貢獻。
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寶。當前，經濟全球化遭遇倒流逆風，但這改變不了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潮流，改變不了人類是命運共同體的客觀現實。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繁榮也需要中國。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主動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準確把握國內外大勢，統籌兩個大局，以開放、合作、共贏的胸懷謀劃發展，更加積極有為地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
主動融入新發展格局，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際經濟聯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力就是對外開放。面對外部環境更加不穩定不確定帶來的挑戰，面對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我們要在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上下功夫，努力實現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多元化的開放合作格局。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迫切需要。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但實現高質量發展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弱項，部分中低端產品過剩和中高端產品供給不足並存、產業鏈不夠穩固和安全、創新能力不足等，都與開放水平不高、企業國際競爭力不強密切相關。面對高質量發展的新要求，必須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持續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著力發展開放型經濟，更好利用全球資源和市場，增強我國經濟創新能力，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提高國際競爭力，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迫切需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一個不可分割、相輔相成的整體。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運行；國內國際雙循環也不只是簡單的對外開放，而是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在新發展格局下，既要擴大對外貿易，深化資金、人才、科技等領域國際合作，推動商品、要素等領域開放形成協同效應；更要借鑒國際先進經驗，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增強我國在國際經貿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
抓住新機遇、應對新挑戰的迫切需要。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嚴重衝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與穩定，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發生深刻調整，中國與世界的經貿格局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主動抓住新機遇，積極應對新挑戰，需要立足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在轉變政府職能、深化投資領域改革、推動貿易轉型升級、深化金融領域開放等方面積極探索，解決開放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結構性問題，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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