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9月7日電／全國僑聯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端在《明報》撰文表示：林鄭特首近日關於香港並無“三權分立”的論述，在香港引起廣泛討論。那麼，林鄭為何在這個時候高調提出明知會引發爭議的問題呢？有權威人士建議筆者就此作些“權威解讀”。在本人看來，討論林鄭言論的微言大義，不能離開香港實施《國安法》的大背景，其中，最值得重視的信息有3點：其一，林鄭強調“正確的說話要有膽量說出來”，展示了國安法實施以後敢於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執政新風；其二，林鄭強調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來自中央授權，點出了香港沒有“三權分立”的根本原因在於香港並非“獨立政治實體”，這也就揭示了否定“三權分立”與維護國家安全的直接關聯；三是表明在國安法護航和中央全力支持下，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將會強力推行。
香港從來都不是“三權分立”
討論香港是否“三權分立”的問題，應該好好看一看2015年9月12日時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基本法頒布二十五周年研討會”上的致辭。這篇以“正確認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特點”為題的演講，可以說是至今為止對香港沒有“三權分立”最清楚，也是最權威的論述。
記得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就有人提出香港特區政治體制要搞“三權分立”。對此，鄧小平當時在會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明確予以否定。可以說，不搞“三權分立”，是起草基本法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
有人以香港回歸前一直是“三權分立”為由，對林鄭的論述提出質疑甚至責難。然而事實是，香港從來都不是“三權分立”，港英時期不是，其祖家英國也不是。港英的政制是殖民統治的總督集權制，可稱為以港督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英國則是“議會至上”的體制：英國政府由下議院多數黨的領導層組成，既掌行政權，又領導議會立法。顯然，以香港從來就是“三權分立”來否定香港特區“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根本不能成立。正如張曉明當年所說：“這裡要破除的另一個誤區是，不能簡單地認為，只要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分別設立，相互間存在制約關係，就是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
張曉明當年對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有一個完整表述：“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是在中央政府直轄之下、實行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行政與立法既相互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獨立的政治體制。這一表述也可以簡明扼要地概括為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
必須看到的是，香港過去有不少人，包括一些司法界的重量級人士都講過香港是“三權分立”。面對這種幾乎是習非成是的現實，林鄭高調站出來予以澄清，並強調“從今天開始、從我這屆政府開始，我們很重視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正確的說話要有膽量說出來”。可見，在國安法實施的大背景下，林鄭帶領執政團隊施政的底氣和信心已是大大加強。
“三權分立”與“獨立政治實體”有關聯
那麼，香港為什麼不能搞“三權分立”？關鍵在於，“三權分立”通常是建立在主權國家完整權力形態基礎上的政治體制，而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則是一種地方性政治體制，香港特區的權力不是源於自身，而是來自中央授權，香港不具備“主權國家”的“完整權力形態”。這種地方政治體制的定位和屬性，決定了香港不可能實行“三權分立”。如果香港實行“三權分立”，就等同於將香港作為擁有自身本源權力的“獨立政治實體”，這就超越了“一國兩制”原則底線，絕對不能容許。
不能不看到的是，雖然過去一些司法界人士提及“三權分立”，往往是在說分工，但確實有人在大講“三權分立”時，是將香港視為一個“獨立政治實體”，以對抗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張曉明擔任港澳辦常務副主任之後有一篇關於國家安全的演講，其中有關香港社會主要矛盾的論述，有助於我們加深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張曉明一針見血地指出，香港的主要問題和矛盾不是經濟民生，而是政治較量，是在政治層面將回歸後的香港變成一個什麼樣的香港的政治對抗，反對派及其背後的外部勢力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變成一個反華反共的橋頭堡，變成外部勢力一枚牽制和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由於“三權分立”與“獨立政治實體”之間有一種“天然聯繫”，因此，明確否定香港有“三權分立”，實際上就是打破一些人企圖將香港變為“獨立政治實體”的幻想，這當然也是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安全的需要。
國安法為行政主導體制護航
行政主導與國安法有沒有關係？當然有。香港國安法第22條（3）明確規定：“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即屬犯罪。國安法作出這項規定，既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也是要支持香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在國安法護航和中央全力支持下，香港的行政主導將得到有效發揮。這應該是林鄭談香港沒有“三權分立”時強調行政主導帶出的重要信息。
（來源：明報，作者系全國僑聯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