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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的雙循環是實體經濟雙循環的支柱。資本賬戶雙向開放和人民幣的海外循環就是中國實體經濟國際循環的重要保障和推動力,這就要求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
中評社北京8月23日電/在中央統一部署下,中國正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事實上,我們不僅需要擴大對外開放,引進更多外國投資,也需要提升中國對外投資尤其是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和質量,推動中資企業“走出去”。
第一財經日報發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鬆成、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孫丹文章表示,貨幣的雙循環是實體經濟雙循環的支柱。資本賬戶雙向開放和人民幣的海外循環就是中國實體經濟國際循環的重要保障和推動力,這就要求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中國經濟率先復甦,國內金融市場總體穩定,利率、匯率改革取得顯著成效,現在需要穩步推進資本賬戶開放,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有利條件。資本賬戶雙向開放,推動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迎來了新的時間窗口。
一、需要協調推進各項金融改革
文章稱,基於西方經濟學理論,有學者提出中國金融改革需符合“先內後外”的次序,即首先實現國內利率市場化和匯率自由浮動,才能開放資本賬戶,否則就會遭受嚴重的外部衝擊;而且“人民幣國際化的每一步都需要以資本賬戶開放的某個特定步驟作為先決條件”。
“次序論”並不適合中國國情,根本原因在於,中國自2010年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利率和匯率形成並不由套利資金決定,而是分別取決於國內經濟金融環境和國際貿易條件,中國的貨幣政策還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
從國際實踐看,資本賬戶開放程度和匯率制度選擇的兩極化對應關係也並不顯著。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選擇軟盯住匯率制度(中國目前實行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被歸類為軟盯住匯率制度)的國家數量持續增加,其占比由2008年的39.9%上升至2019年的46.4%,而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占比則從39.9%降至34.4%。
中國的實踐也證明,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金融改革整體上是協調推進的,尤其是2012年後,利率、匯率改革與資本賬戶開放相輔相成。在利率市場化改革方面,2013-2015年,中國依次放開貸、存款利率上下限,貸款基礎利率(LPR)報價由2013年集中報價改為2019年按照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加點形成,市場利率向實體經濟的傳導效率明顯提高。
在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方面,2015年“8•11”匯改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逐步過渡到由做市商參考“上一交易日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逆周期因子”提供中間價報價,彈性明顯增強。從2018年至今,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在6.4~7.1區間波動,外匯儲備卻一直穩定在3.1萬億美元的水平,說明了中國已基本退出對匯率的常態化干預。
在資本賬戶開放上,中國實行的是漸進推進,即“先流入後流出、先長期後短期、先直接後間接、先機構後個人”。2011年起,重點提高了“資本市場證券交易”、“直接投資”和“金融信貸”三大類項目的可兌換程度。2018-2019年,中國A股和國債等主要證券產品相繼被納入MSCI、彭博巴克萊、富時羅素等國際主流投資指數,這些都是對近十年來中國協調推進各項金融改革成果的認可。
在此基礎上,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也沒有遵循“結算貨幣-計價貨幣-儲備貨幣”的次序,而是在三大領域同步推進。在2016年加入了SDR後,人民幣相繼被70多個國家納為儲備貨幣,2020年第一季度在全球外匯儲備的份額增至2.02%,超過了在國際支付結算領域的占比1.97%。同時,人民幣也成長為全球第三大貿易融資貨幣和第八大外匯交易貨幣。
二、為什麼要穩步推進資本賬戶雙向開放
文章分析,當前的資本賬戶開放,與2011年的內涵並不完全相同。自2009年推出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試點以來,境外人民幣規模持續擴大。為增加人民幣資金回流渠道,中國自2011年起逐項推出RQFII、滬深港通、直接入市、債券通、基金互認、黃金國際版等制度,吸引全球投資者用離岸人民幣投資境內的資本市場。這些措施本質上是通過額度限制或資格限制,鼓勵人民幣在資本項下單向流入,從而穩定人民幣匯率、調節國際收支。而當前我們面對的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應更強調雙向開放,鼓勵資本“走出去”,而非僅僅“引進來”。
一方面,要避免對中資企業兩頭“卡脖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規模在2016年達到頂峰後,已連續3年下滑。201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977 億美元,同比下降 32%,其中非金融部門對外直接投資為802億美元,同比下降34%;今年上半年,上述指標分別同比下降4.4%和4.3%。尤其是對美國直接投資,在2016年達到465億美元的峰值後持續下降,2019年僅為48億美元。原因之一,是中國當年為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而主動收縮對外直接投資。2016年11月28日,國家外匯管理局推出新規,資本賬戶下超過500萬美元的海外支付(而原來的報批限度是5000萬美元),包括組合投資或海外併購等直接投資,必須上報市外管局批准;之前已經獲批的大型投資項目尚未轉賬的外匯部分也適用此規。
面對貿易保護主義,中國要實行資本賬戶雙向開放,重新推動對外直接投資,有利於規避部分國家對中國產品所設置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帶動國內相關產品出口,提高國際市場份額;也有利於直接吸收先進技術和品牌,完善中資企業的國際化布局,提高中資企業的國際聲譽;還有利於獲得部分發展中國家的人口紅利。
另一方面,人民幣的海外市場需求日益增加,需打破只依賴經常項目輸出人民幣的“單條腿”方式,建立起資本項目輸出渠道,共同擴大人民幣的國際使用。2009年-2014年,人民幣總體處於淨流出狀態,在2014年末全球離岸人民幣存款規模達1.6萬億元的歷史峰值時,基本都是通過跨境貿易結算方式從境內市場獲得的。但貨幣的長期流動性如果依賴於跨境貿易結算通道,就容易受匯率波動的影響,這就是2015年“8•11”匯改後香港人民幣存款迅速下降的原因之一。隨著中國匯率形成機制的日漸成熟,人民幣匯率彈性顯著增強,以跨境貿易結算為單一人民幣輸出方式不可持續。合理推動資本賬戶雙向開放,引導人民幣以投資資本金的形式進行跨境支付,在海外形成長期資本,才能在離岸市場沉澱並循環起來,實現人民幣的國際支付、計價、交易和儲備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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