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盟友和夥伴——比如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東南亞國家——來說，它們與中國的經濟關系最密切，而不是與美國，因此對它們來說，確定埃文斯所說的“微妙戰略接觸”的替代道路更為重要。
特朗普總統推行“美國優先”政策，其政府以產業向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外包導致美國喪失就業機會為由，使猖獗的貿易保護主義合理化，這些舉動破壞了對開放的多邊貿易體制的承諾。
特朗普對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抨擊、在北美洲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及和韓國重新談判韓美自由貿易協定、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以及實際上發動與中國的全面貿易和技術戰，這些都動搖了它們所依賴的國際經濟和政治體系基礎。
特朗普對美國在該地區聯盟關系的不尊重加劇了亞太地區有關美國可靠性的更多懷疑。
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對抗與其說是關於貿易和商業，不如說是因為華盛頓擔心中國有可能挑戰美國的全球技術優勢和安全主導地位。
盡管不清楚特朗普本人是否有與中國對抗的連貫戰略（他在爭取連任的過程中反華言論迅速加劇），主張經濟徹底脫鈎與戰略遏制和對抗的美國勢力（如蓬佩奧和彼得•納瓦羅）正聯合在一起并獲得優勢，形成了美國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方向。
這些事態發展，無論對美國本身或對中國的最終結果如何，都使亞太地區的盟友和夥伴深陷其中。
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或東南亞國家同意加入蓬佩奧的新冷戰議程，美國將比這些國家更容易逆轉路綫。如果說有戰略謹慎時期，那麼現在就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