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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關係學院2020年夏季學期系列大講堂之“國際安全局勢與中國對外戰略”（圖片：講座截圖） |
馮維江指出，“東升西降”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歷史潮流使然，但國家主體的能動性因素可能對變化的方向和速度造成加速或遲滯的影響。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美國，最具破壞性的預期損失可能都不會是兩者直接發生嚴重衝突所造成。正如美國蘭德公司在《與中國開戰——想不敢想之事》報告所言，“核武器應該不會被使用，即使是在高強度的常規戰爭中。沒有一方會認為其戰爭代價如此之大、前景如此可怕，或者其賭注如此重要以致要冒著遭受核報復的風險來發動先發制人的核打擊”。
應對大變局是一個長期過程。這個過程中，上升與下降所產生的持續擠壓之力在兩國（以及其他相關國家）內部造成的緊張、焦慮、慌亂帶來的應力，作用於內部宗教摩擦、民族矛盾、貧富分化、環境污染、腐敗問題、幹群關係、勞資衝突等脆弱性不等的領域，而在其特別脆弱的一處或若干處出現斷層線，進而誘發造成經濟崩潰、社會失序、政治傾覆等嚴重問題，可能才是真正具備破壞性之處。
馮維江認為，我們要有管控安全風險的思路，目的之一是緩釋百年變局“東升西降”的壓力，消除崛起國和霸權國以彼此為敵、相互對抗的主觀意圖，以及崛起國和霸權國之間重新拉開權力或實力差距（Progressive Re－safecurity還是Regressive Re－safecurty）。目的之二是限制內外壓力相互作用，限制大國將內部矛盾向外轉化的意願，一是要解決好國內威脅弱勢群體生存質量和發展機會的切身利益問題，從源頭上削弱內部矛盾向外轉移的壓力，二是要避免被國內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及其他狹隘利益集團（如反移民團體、軍工綜合體等）捆綁，不負責任地製造和對外轉移風險，三是限制大國將內部矛盾向外轉化的能力，特別是約束大國將國際金融基礎設施武器化的能力。目的之三在於檢查並修補國內經濟社會發展與安全的脆弱面和薄弱環節，增強承受內外壓力的國家安全韌性。對中國來說，器物層面要注意彌補創新不足的短板，深入推進改革開放；在體制機制上理順正向激勵機制和社會保護機制，真正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在觀念層面，引導全社會正確認識優勢和不足，客觀評價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差距，保持戰略定力、戰略自信、戰略耐心。
二、中國的外交應對
馮維江表示，習近平在2014年11月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提出，中國必須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中國要建立新時代中國外交戰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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