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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疫情下日本對華政策的調整主要有兩個背景，可說是內外相連。從國內背景來看，疫情下的日本社會總體平穩，秩序井然，沒有出現民粹主義、排外主義浪潮。日本佛系抗疫“自肅”取得成效。截至7月6日，日本累計確診新冠病例19800例，治愈16959例，死亡977例，這樣的低感染率和低死亡率在發達國家中是罕見的。專家認為其重要原因是日本國民的高度自律精神和日本擁有先進成熟的醫療衛生體系和應急管理體制。但是，政府防疫工作效果卻沒達到國民預期，部分民眾認為安倍內閣抗疫不力，內閣支持率明顯下滑，最近跌至32%，安倍在黨內權威受到削弱，保守勢力涉華消極言論上升，從側面反映了安倍的控制力下降。疫情下日本經濟面臨內外環境的惡化，而且東京奧運會延期損失慘重，評估損失約4萬億日元。2020年第一季度日本經濟增長率為-3.4%。4月安倍內閣出台了應對疫情的經濟刺激計劃，規模達到創紀錄的108.2萬億日元，約合1萬億美元，占GDP20%左右，但措施耗時太長，短期難以見效。4月IMF預測日本2020年經濟增長率為-5.2%。疫情下日本國內形勢的變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日本對華政策的調整。
從國際背景來看，疫情暴發以來，中美兩國發生激烈博弈。除了病毒起源之爭、病毒名稱之爭和媒體大戰之外，美國還提出要向中國追索巨額賠償。發生對峙的深層原因是美國對中國的認知發生了變化，過去把中國視為合作夥伴，現在把中國視為主要對手。近年來，美國在南海問題，台灣問題，香港問題，新疆問題，西藏問題等不斷增大對中國的壓力，中國針鋒相對不斷回擊，雙方矛盾日益加深，博弈不斷升級。互不信任達到中美建交以來從未有過的程度。有分析認為雙方在經濟、技術方面趨向“脫鈎”。但是夏威夷“楊蓬會”表明，雙方都希望保持對話和關係可控。中美戰略博弈加劇對日本對華政策調整產生重要影響。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軸”，日美同盟及美國核保護傘是日本國家安全的基礎。日本寧可損失一些經濟利益，也要確保日美戰略協調，確保國家安全。近日出版的博爾頓回憶錄披露，特朗普把從日本全面撤軍作為重要手段，逼迫日本大幅增加對駐日美軍的經費支出。因受美國“壓力”，近期安倍內閣對華表態出現偏差，其中或許有“不得已”的成分。在“美壓”下調整對華姿態也並非日本一家。
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日本朝野一直都很關注中國，疫情以來中國的一些行動令日本感到不安。首先是“中國模式”問題。儘管中國一再宣稱不輸出“中國模式”，但是日本認為中國自覺或不自覺地對外輸出“中國模式”，將對現行國際秩序產生根本性衝擊。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事實，對日產生一種壓力。日本擔憂中國對外戰略的積極進取會極大地改變現有國際秩序。其次是中國增強軍力和擴大海域活動的問題。日本認為中國在處理與鄰國紛爭時傾向於用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這不僅嚴重威脅了日本的國家安全，並且成為地區安全的嚴重威脅，尤其是中國在東海及南海的一系列活動構成了對國際秩序和國際規範的嚴重挑戰。再次，中國市場經濟問題。日本認為中國在口頭上表示維護自由貿易秩序，行動中卻是違反國際貿易秩序的“本國例外主義”。中國大規模的政府補貼和強制性的技術轉讓等政策，破壞公平競爭環境，中國經濟的運營模式破壞了市場規則。還有“一帶一路”問題。日本雖然以“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形式對“一帶一路”倡議表面上表示支持，但實際上依然疑慮重重，擔心中國通過“一帶一路”進行經濟擴張。中國的實力增長和戰略變化，增加了日本對中國的懸念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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