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美以反恐為名繼續保持在伊拉克的軍事存在，面臨合法性危機。就算當初美國是受伊拉克政府的“邀請”而來，但如今無論是伊拉克政府還是議會均下了“逐客令”，美軍事存在合法性的基礎蕩然無存。
再次，蘇萊曼尼死後，美國的北約盟友擔憂本國軍事人員的安全受到威脅。出於安全考慮，北約從伊拉克撤出了部分軍隊。儘管美國政府仍表態要求北約向伊拉克增兵，但其想讓北約盟友分擔中東地區更多安全責任的願望，顯然越來越難實現。
美國的壓力不僅來自伊朗、伊拉克及其北約盟友，還來自國內。由於美國投在伊拉克戰爭上的資金和人力代價過大，如今美國主流輿論都支持撤軍，分歧只是在於撤出的時間、程度以及步驟上。美國國會也一直就是否應設定撤軍時間表等問題進行辯論。然而，美國中東戰略所製造的地區混亂與其盡快撤軍的構想背道而馳。無論是悍然退出伊核協議、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還是其力推的中東和平新計劃，都如同一個個自己親手挖下的陷阱，讓美國在中東無法自拔，很難真正兌現撤軍的承諾。
對中東地區的現實利益考量，是美國早就承諾撤軍，卻一再反覆欲走還留的背後原因。美在伊拉克軍事基地的一個重要作用是監控和威懾伊朗，並維持其在中東地區主導地位的戰略功能。即使隨著美國國內能源產量的增加，美國對中東的能源需求有所下降，但對伊朗主導伊拉克和本地區事務的擔心，仍是美國中東戰略的首要考量。
國際輿論認為，美國從中東撤軍是大趨勢，但如果美國不改變“極限施壓”的對外政策，不能從合作共贏的多邊主義思維來處理中東事務，繼續做出令地區局勢持續緊張的舉措，圍繞撤軍的消息只怕還會不時反覆。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 趙國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