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香港身份認同的溯源與反思 作者：蕭衡鍾（台灣），台東專校助理教授、北京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博士
香港身份認同問題有其特殊的歷史源流。在自然原生的歷史和地緣條件下，香港人接受了殖民者有意為之的身份教育，也走過一百多年的風雨與榮辱，形成了自己的身份認同。回歸後面對一個新的管治主體，香港人矛盾的心理使其本土性的認同更加強化。面對這一種特殊的地域文化認同，我們需要用理性的認知和包容的心態對待這種認同及其產生問題，尊重其在長期歷史中形成的本土性。但是對於本土性中的民粹主義成分要防微杜漸，不要因為問題的非緊迫性而麻痹大意。
身份認同構建的責任主要在於每個個體，而不是特區政府，也不是北京當局，每個“香港人”才是身份構建的主體。因此，香港人身份認同的重構需要香港社會和北京當局的相向而行，才能處理好“家與國”的身份認同關係，香港的社會和政治方能從中受益，也是香港經濟基石得以鞏固的政治保險。
香港近年來的身份認同迷失，本土意識異化，排外思想興起，“陸港衝突事件”頻發，掀起陸港兩地社會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的討論，也引起了學界對身份政治的反思。社會群體參與政治進程與活動往往是源於對自身身份的定位，由此產生了各種利益關係與實踐活動。政治即是“管理眾人之事”，眾人之“身份認同”即構成所謂的身份政治。
“香港人”既是一種身份，也是香港人社會大眾地域心理上對自我身份的認同。除了“香港人”的本土認同外，最基本的身份認同還是“香港人”和“中國人”這兩種政治認同，長久以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其徘徊與彷徨，被歷史事件左右，陷入迷失。近些年來，在心理和實踐上，香港青年一代，也出現國家認同弱化的現象。這種身份認同上的左右搖擺、心理和認知上的模棱兩可，恰好反映香港華人所處之境地、所經歷之歷史，港人身份認同的構建不僅需要國家層面的指引，也有賴香港社會的覺悟。
一、“香港人”的身份與身份認同
政治身份的認同，即每個政治個體對於自我存在的理解和認知，也是一種集體歸屬感，或曰是社會成員成為社會群體一員的從屬感。這種感覺不一定需要強制的外力來確認，是人們心底裏面最柔軟最真切的部分，香港人亦是如此。“香港人”（Hong Konger），簡稱港人，或又稱中國香港人，視乎語境不同有多重意思。但是本文所指的是土生土長或移民香港，具有“香港人”自然身份屬性的人，這裏的“香港人”既是一種身份，也是香港人社會大眾地域心理上對自我身份的認同。
除了“香港人”的本土認同外，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呈現一種多元性的組合形式，包括“世界公民”、“亞洲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等，但是最基本的身份認同還是“香港人”和“中國人”這兩種政治認同，正如學者劉兆佳在《“香港人”或“中國人”：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1985-1995》一文中提到：“香港華人普遍使用‘香港人’或‘中國人’兩個用語來指謂自己……‘香港人’及‘中國人’乃是香港華人感到最有意義的兩種身份。”
二、“香港人”的本土認同與國家認同
九七回歸，對於香港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捩點，意味著香港政治地位的改變，香港從一個英國管治下的殖民地，回歸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無論在政治、社會、民生等都有所轉變，而在身份認同上亦有著明顯的不同。“身份認同”是港人無可迴避的問題，國家認同對香港人開始具有了現實意義。從回歸以來香港巿民的身份認同感來看，基本走勢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在2009年以後基本處於上升趨勢，而“中國的香港人”這類複合身份的比率一直在20%至30%之間徘徊，“香港的中國人”的比率自1997年以來變化不大，單一的“中國人”的認同曾在2008年處於30%後呈一路下滑的趨勢、甚至低於20%。
由上可知，大多數的香港人存在著雙重認同。“香港人”認同和“中國人”認同並非總是對立的，兩者是一種共存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從整體而言，具有“中國人”認同的香港人都高達65％以上（包括 “香港的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中國人”的認同）。這表明，在特定情境下強調一種認同， 並不等同一種認同取代另一種認同，本土意識並未排斥國家意識，絕大多數香港人認同於“中國人”。
而香港人雙重身份認同存在徘徊與搖擺的現象。香港人對於自己的身份，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認知。在九七回歸後，隨即爆發亞洲金融危機，香港在大陸支持下挺過亞洲金融風暴，次年單一的“中國人”認同首次高於單一“香港人”認同；2008年北京成功舉辦奧運，香港人的國家認同激增，民族自豪感愈發強烈；2003年的香港人SARS危機，香港人患難與共，“香港人”的本土認同也有相當的提升。2010年以後隨著“陸港衝突”事件的頻發，單一的“香港人”和單一的“中國人”之間開始出現“死亡交叉”，落差逐漸擴大，尤其是在2014年“占中運動”發生時，香港人本土認同出現峰值。基本當遇上國家大事時，香港人的國家認同就會強化，但在涉及一些本土問題上，他們又自覺和大陸有別，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香港青年一代的政治認同。總體上，雖然香港人可以做出的身體選擇複雜多樣，但是大多數香港人還是基本持有“香港人”和“中國人”的雙重身份認同。
三、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歷史溯源
這種身份認同上的左右搖擺、心理和認知上的模棱兩可，恰好反映香港華人所處之境地、所經歷之歷史，所以我們必須探求其歷史的源流。關於身份認同從何而來，不同學者有著不同的解釋，當代政治學大體上可以從“原生主義”、“工具主義”和“社會建構”這三個假說的角度去解釋。以下將這三種假說與香港開埠以來的地緣和歷史狀況結合，找尋其歷史的源流。
(一)“原生主義”說
“原生主義”認為出身命定，社會群體的身份認同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產生，其身份認知從出生的一刻就已經存在，根植於社會個體的、家庭、家族和社會種種因素，這種根深蒂固的感情情緒並非理性而是祖先在文化和血緣的遺傳，包括地理、血緣、傳統和心理，是人們一踏入香港之境就伴隨著的地緣因素，塑造了香港華人的特殊身份及其身份認同。
地理層次上，香港是中國大陸的沿海城市，全境除了香港島及其他離島都與大陸相連，並沒有和大陸完全分離開來，香港人則稱呼中國大陸為“內地”；人脈血緣上，五十年代前，香港與中國大陸沒有邊界，人口流動性極高，難以建立香港本土認同感，之後，港英政府開始設立邊界控制、向香港居民發行身份證，才把香港與中國大陸人口分隔開來，現在絕大多數的香港市民是來自中國內地的移民及其後代；社會制度上，鴉片戰爭後，清廷割讓香港予英國，自此香港與中國大陸走上不一樣的道路。香港回歸後，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政府的聲明中得以承諾保留，這一基本政策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列明。
文化傳承上，中華文化在香港大體上得以保留，港英政府的默許政策，使香港最大程度上保持了中國傳統的習俗和文化，香港華人普遍使用廣東話，然而，殖民地政權畢竟沿襲歐洲的政治文化，較重視法治與人權，與中國大陸的中國傳統有別，香港因此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獨特文化形態。情感心理上，由於早期到港移民出於逃避政治迫害與動亂的目的，又或是尋找經濟上的發展機會，大部分人都沒有視香港為“落地生根”之地，形成了一種特殊“難民心態”。
(二)“工具主義”說
“工具主義”具有很強的功利色彩。統治者的鼓勵和操作民眾的政治認同，用一種自上而下的方式構建文化身份認同。這時，身份政治即是一種政治工具，是國家、政黨或殖民者編製出一些身份來組織和動員社會的工具，達到執政者的社會政治經濟目的。因此香港人特別的身份認同，殖民地政府亦有推波助瀾。他們在社會的各個層面“籠絡人心”，力圖構築自己的政治“認受性”，其本質還是為殖民者的利益服務，是殖民者的政治工具。香港人與香港人認同殖民管治成為英國人準備香港前途談判最重要的籌碼。
民眾教育上，港英當局在香港實施了所謂的“疏離教育”。所謂 “疏離教育”是指港英當局在教育中淡化和迴避國家民族觀念的教育，蓄意以社會代替國家，偏重經濟教育和強化殖民主義，鼓勵學生漠視自身族群的民族國家等問題。這種教育使香港成為一個無根的社會。在這種環境中成長起來的香港人缺乏對祖國和民族的認知認同和歸屬感，因為殖民者意識到要使香港同胞聽話或有利於其管理需要淡化香港同胞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因此中學歷史課本講到清朝中葉便結束，或將鴉片戰爭描述為“因商業利益而爆發的戰爭”，使香港同胞對香港近百年歷史缺乏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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