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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在作為美國合作夥伴的同時，也試圖與崛起的中國扮演著平衡者的角色。 |
中評社╱題：歐盟在美中之間的平衡政策 作者：蔡裕明（台灣），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博雅學部副教授
有時權力平衡會出現“平衡者”的角色。平衡者為獨立的第三方，它居於兩個大致相等的國家之間，並且具有確定獲勝方的能力。
歐洲國家開始擘劃不是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以及歐洲作為衰退的美國與崛起的中國的“第三極”與“平衡者”的角色。
一、美國未能承當危機領導者角色
發軔於2019年年底的新型冠狀肺炎，已造成三重危機。首先，公共衛生危機。逐漸攀升的死亡人數，業已成為對於從國家到全球衛生體系的重大挑戰。第二，全球經濟危機。失業率飆升，公共債務增加以及經濟衰退，這一切皆需要空前的投資與資金挹注，以及全球相互協調的戰略。第三，政治危機。新冠肺炎在全球的擴散加劇美國與中國在國際事務的競逐，也增加美國在歐洲傳統的合作夥伴“選邊站”的壓力。
傳統上，美國在全球危機時會成為其他國家的典範，並利用美國的優勢與資源協助其他國家。但特朗普所領導的美國卻非如此。現今華府本身正努力遏制疾病的擴散與國內因紐約警民衝突事件的動盪，同時還要努力復甦美國經濟與商業活動。以往向美國尋求協助的歐洲國家，例如，英國、法國或德國，本身也在努力對抗冠狀肺炎與後續的經濟問題。
換句話而言，美國國家權力的來源之一，即是對其他國家提供公共財(public goods)，以獲得其他國家眼中合法性的優勢地位。這些也涵蓋維護區域力量的平衡，並減少區域國家利用武力改變現狀的意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華府勠力保持開放的全球市場，不僅帶動由美國所主導的全球貿易體制，也促進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動力。然而，特朗普政府無力控制疫情的蔓延與國內暴亂，也顯示美國國力的局限性。
在經濟發展、技術研發與安全事務方面，亞洲國家越顯重要，美國所主導的華盛頓共識面臨挑戰並迎來“亞洲時代”的到來。新型冠狀病毒更是一個轉捩點。美國在東亞的盟邦質疑“印太戰略”轉化為行動的決心與能力，特朗普也多次批評在歐陸傳統的盟邦，讓美國與歐洲國家關係陷入緊張狀態。與此同時，歐洲國家開始採取歐美與歐中的平衡政策。也就是說，歐盟在作為美國合作夥伴的同時，也試圖與崛起的中國扮演著平衡者的角色。
二、歐盟作為“平衡者”的角色
歐洲國家也評估囿於特朗普政府的保護主義、孤立主義與責任分擔的關注，反應美國人眼中的世界觀，這樣的看法若結合美國國內政治兩極分化，很可能會繼續下去，並限制下一任美國總統。歐洲國家開始擘劃不是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以及歐洲作為衰退的美國與崛起的中國的“第三極”與“平衡者”的角色。
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在國際關係上成為“語意不明”的語彙。權力平衡可用於描述一種靜態的均衡情況，或在特定時間點上，國家或國家集團之間的力量平衡，或者，暗示一個國家的優勢甚至尋求霸權，正如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所解釋的那樣，“一個尋求帝國的國家經常聲稱，它所想要的衹是平衡”。有時權力平衡會出現“平衡者”的角色。平衡者為獨立的第三方，它居於兩個大致相等的國家之間，並且具有確定獲勝方的能力。此外，由於平衡者獨特的地位使其具有決定結果的特殊優勢。於是，平衡者的中立性質傾向模糊性，也就是說，它可能出於保持平衡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偏向於一方。
因此，權力平衡意味著，當國際體系權力分配變得不平衡而有利於特定國家時，甚至可能威脅其他國家的存在時，其他國家便會藉由平衡的努力進行反擊，以恢復更為平衡的權力分配。換句話而言，藉由“權力平衡”國際體系，“傾向避免單個成員的霸權維護其利益”。正是作為一種理論，它透過單純的觀察與明確政策目標成為普遍的分析工具，提供解釋並支持預測國際事務。
三、新冠病毒大流行讓跨大西洋關係更具毒性
在冷戰期間，跨大西洋的關係為維護全球穩定的關鍵基礎。即使在後冷戰時期、九一一事件與後九一一時期，歐洲曾經歷過反美風波。但這些多是針對美國對外政策的細節，而非美國的政策理念。但是歷經新冠肺炎的擴散，歐洲越來越多的共識是，歐洲的美國夢崩解並且美國的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不再例外，華府不再強調道德的領導或強調自由主義的價值觀，甚至缺少最基本的道德原則。
從特朗普就任後，雙方在全球貿易、稅收、氣候變化與冠狀肺炎的立場等方面存在分歧。在貿易談判方面，美國陸續與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達成一系列貿易協議，並於2018年開始進行美國與歐盟的貿易談判，其中包括鋼鐵進口爭端、政府補貼空中巴士（Airbus）及對Google和亞馬遜公司（Amazon）等數位科技公司課稅等爭議。
而特朗普也對於法國葡萄酒等歐盟產品祭出懲罰性關稅，並要求歐盟改變貿易政策，揚言對歐洲汽車也祭出懲罰性課稅。在氣候變化方面，2017年6月1日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並於2019年11月4日，美國國務院發布國務卿蓬佩奧聲明表示，美國正式啟動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的程序，法國則反對歐盟與美國所進行的貿易談判。
同時，特朗普批評北約是“過時”(obsolete)，與歐洲盟邦接觸時“缺乏禮節”，並將歐盟視為“敵人”(foe)，稱歐洲國家為“犯罪分子”(crime-ridden)等多次批評歐洲的言語。隨著新冠病毒的全球擴散，歐洲國家更不滿美國未與歐洲國家協商即實施從歐洲到美國的旅行禁令。
特朗普也譴責歐盟沒有跟隨美國對中國與其他疫情嚴峻區域實施旅遊禁令，導致疫情從歐洲擴散到美國。歐盟法律教授阿雷曼諾(Alberto Alemanno)指出，這是出於“政治動機”，並且“由於該禁令涵蓋的大多數歐洲國家的病例較少，使得該禁令本質上成為無效措施”。
在歐洲，特朗普的這一宣佈在政府和航空公司中引起震驚。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與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共同表示，“冠狀病毒是全球性的危機，不僅限於任何大陸，而且需要合作而不是單方面採取行動”，此種未與歐盟國家進行協商即單方實施旅遊限制，進一步增加美歐關係的壓力，並且影響美歐間各項貿易行為。
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歐洲對於美國的信任度急劇下降。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表示，來自幾個歐洲國家(包括法國和德國)的公民中，有四分之三對特朗普的政府領導能力缺乏信心。美國與德國等主要盟國的外交關係處於混亂狀態，許多歐洲外交官認為目前處於跨大西洋關係最糟糕狀態。
華府與歐洲各國就關稅、國防開支、外交政策與對於世衛組織政策問題發生衝突。但是，在這些政策分歧之外，最新一輪的跨大西洋歧見有所不同，其特徵是歐洲對華盛頓的意圖缺乏信任，認為美國外交政策不可預測，缺乏美國外交禮儀以及意識形態。到目前為止，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並沒有改變這種觀點。
四、美歐對於WHO等國際組織的態度歧異
後冠時期全球的關閉國界正得到緩解，但是有關於新冠肺炎流行病的起源更出現緊張局勢，歐洲與美國也因新冠肺炎再度出現立場不同狀況。首先，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指責新冠病毒起源於中國的武漢P4實驗室，中國認為這些說法“毫無根據”，世衛組織突發事件規劃執行主任萊恩(Michael Ryan)亦表示，沒有收到任何證據來證明這種說法，歐盟認為可以對於病毒的來源進行獨立調查，前歐盟對中國參贊(counsellor)彭朝思(Charles Parton)警告，“政客不需要過激的言論，而應進行長期思考”，並且，“我們將需要與中國合作，所以我們必須嘗試建立信任關係。儘管必須抵銷中國所提出的錯誤宣傳，但不應太過刺激或強烈的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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