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批評並沒有切近實際，反而是掩蓋在兩岸無法協商對話下，民進黨當局根本無法有效治理兩岸交流所涉及民眾權益問題。民進黨當局直指“中共企圖透過融台促統政策措施、拉攏台灣，意圖分化台灣內部，更證明企圖介入影響台灣選舉”。此固然符合“26條措施”所發揮的客觀政策效應；但卻凸顯民進黨當局兩岸政策陷入“左支右絀”、“進退失據”困境，無法以具體兩岸政策因應來自大陸對台政策之懷柔磁吸攻勢。
再者，國民黨批評大陸當局提出“26項措施”，主要是針對民進黨當局提出“中共代理人”相關法案修法的反制動作。從國民黨批評民進黨當局“被大陸當頭棒喝”，及國民黨籍總統候選人韓國瑜所謂“樂觀其成”的反應，顯然大陸當局柔性對台措施利於國民黨選情。事實上，大陸當局不太可能在10月底民進黨立院黨團剛將“中共代理人”或“反滲透法”相關修法草案付委之後，就在11月初立即端出展現惠台善意的“26條措施”。從大陸內部的政治決策體制運作來看，提出新的對台措施需要調研階段、彙整工作及跨部門會議、對台領導階層拍板決定，此需要相當浩大且漫長的程序與時間來溝通、協調與整合。
最後，在台灣大選之際，大陸當局透過兩岸議題的創設影響台灣民意，儘管大陸當局宣稱在主觀上強調從未介入台灣選舉；然在客觀上，大陸當局透過釋出“26條措施”，此等兩岸政策議題必然在選舉市場上，導致台灣內部政黨間激烈兩岸政策辯論，從而影響台灣大選中的兩岸政策辯論攻防。換言之，“26條措施”提供藍綠政黨兩岸政策辯論素材。蔡英文當局使用“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行動方案”，以高度政治化角度評價“26條措施”，誇大化、標籤化此措施之目的係“意圖影響台灣的大選”。
國民黨則認為“26條措施”之出台，是大陸當局對“中共代理人法”回應與反制，此顯得過於簡單化，呈現跳躍性政策思維。國、民兩黨通過對“26條措施”詮釋、辯論及支持、反對，從而進行政治動員、政策行銷及政黨選舉競爭。國、民兩黨皆過度操作“26條措施”，以作為選舉議題攻防之策略運用；兩黨皆運用兩岸議題作為選戰操作的政治工具，服務於各自政黨的政治利益。
總體而論，“26項措施”讓國民黨“撿到槍”，凸顯民進黨當局欠缺兩岸治理能力，無法建立兩岸和平穩定關係。如同“兩制台灣方案”、“香港反逃犯條例風波”一樣，利於蔡英文拉抬原先低迷的總統選情。國民黨若能妥善運用“26條措施”，凸顯其大陸政策的務實性、和平性，反而凸顯民進黨當局兩岸政策的反制性、衝突性。台灣藍綠政黨居於各自政治利益的理性計算與維護，皆選擇性地擷取對自身有利的政治詮釋角度，試圖搶奪兩岸論述話語權與主導權，從而在選舉市場中達成選票極大化目標。
肆、民進黨當局對“26條措施”之批判
大陸當局提出對台“26條措施”，引發民進黨當局府院黨集體動員，全力批判“26條措施”，視之猶如包裹糖衣之毒藥；並批評此優惠政策“名為惠台、實為利中”，未見任何正面評價。從民進黨當局反制“26條措施”策略來看，批判大陸對台政策壓制打擊、統戰分化台灣當局及社會，刺激台灣民眾的敵意與危機意識，有利於民進黨的選情。然而，操作運用“兩岸議題”猶如一把雙面刃有其風險，此適足以印證民進黨當局解決兩岸關係及兩岸治理能力之不足。
首先，民進黨當局批判“26條措施”意圖干涉選舉，及框住台灣進入“一國兩制”框架。台灣當局領導人蔡英文火速批判，在這個時刻提出“26條措施”就是意圖影響台灣大選。不論是先前提出的“31條措施”或是現在的“26條措施”，皆是在大陸當局“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脈絡下提出來的方案，其用意就是企圖強推已定調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總統府發言人更批判此“26條措施”不應名為“惠台”實為“鎖台”，實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行動方案；意圖以此框架台灣，損害台灣人民實質利益；批判此為分化台灣社會、擾亂台灣人心、干預台灣民主選舉的政治手段。
其次，指責大陸對台政策具“兩面性”，壓制與懷柔並行難解兩岸關係。民進黨當局指出細究26項措施內容，所謂惠台措施充滿矛盾不實。如一手號稱提供外館協助，一手卻打壓台灣外交發展；一邊宣稱歡迎運動員赴陸參賽，另一邊卻在國際賽事打壓台灣，“稱此為惠台，益顯其虛假與諷刺”。批判大陸當局對台政策，夾帶進行“一國兩制”的政治操作，此為“習五條”後大陸當局對台政軍施壓、威嚇台灣接受“一國兩制”主張的“兩面手法”，這種“拉打兩手”策略難以拉近兩岸距離。
復次，批評加碼“26條措施”企圖掩飾“31條措施”執行不利。民進黨當局批評大陸當局在“31條措施”實施1年多後，再度推出所謂“26條措施”，祇是掩飾“31項措施”執行不彰的事實。民進黨認為由於大陸經濟下行壓力及各部門間協調限制，“31條措施”實施成效言過其實。這反映台灣民眾拒絕“一國兩制”後，導致大陸當局政策加碼。此次“26條措施”在習近平倡議“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週年前將定案提出，具有拉住大幅外流台商的企圖。故而，民進黨政府採取之應對策略，即是持續追蹤評估“31項措施”，及推動“壯大台灣”相關策略、優化台灣整體環境，並關注後續大陸當局作為對台影響；提醒台灣民眾關注兩岸制度差異化，及赴陸應注意可能風險，其應對兩岸政策工具似乎相當有限。
再者，批判“26條措施”目的在於延緩台商撤出大陸速度。台灣當局經濟部長沈榮津指出開放台灣企業可參與大陸５Ｇ、電信、航空、金融等特許事業，意圖在選前打造“惠台重磅彈”，此目標是對準台灣人才與資本，藉此延緩台商“脫中”的腳步，批判“26條措施”是“名為惠台、實為惠中”、“表面上對我們有好處，但最後還是對中國有利”、“大家都知道惠台措施都是口惠而實不至”。同時宣稱，民進黨當局將儘速建立完備投審機制防止出走效應；並宣稱已有完備投審機制，台廠要赴大陸進行相關投資，台經濟部對資金、人才、技術層面皆會有審查機制，以防範新26條措施的挖角效應。
最後，針對“26條措施”中開放台灣民眾尋求中國大陸使領館協助，申請旅行證件等。台灣相關部門接連批判，例如外交部長吳釗燮警告在領事權行使上，如果台灣民眾申請大陸護照，就成為大陸國民，並觸犯台灣相關法律規範，國籍將會被註銷。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則批評，大陸此舉侵犯台灣主權，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與“護照條例”規定，台灣民眾申請大陸護照，將喪失台灣公民權利，護照也會被註銷。外交部也發表聲明表示，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台灣政府對國民行使領事權與大陸政府無涉。行政院發言人Kolas Yotaka批評此為溫水煮青蛙，企圖迫台接受“一國兩制”； 陸委會則宣稱這是一種政治操作。顯見，台灣當局相關部門接連表態進行一連串提出“示警”，若民眾主動請求陸方協助有其政治風險，此將產生“寒蟬效應”。
大陸當局採取此種“超國民待遇”做法，主要考量到給予台灣民眾必要的國際活動參與，化解台灣民眾對零邦交國、連續斷交七個邦交國、無法參與國際組織的疑慮。大陸在全球駐外使館有義務服務、協助台灣民眾，導致兩岸政府互相爭奪台灣民眾民心及認同感。大陸當局運用其和平崛起的大國綜合國力，給予台灣民眾尊嚴及涉外交流便利性。能否給予台灣民眾較為寬廣國際空間、交流，有賴國家實力支撐；而民進黨當局宣稱申領大陸護照將喪失公民權、台灣護照及國籍，藉此嚇阻民眾主動向大陸使領館請求協助。
伍、結論
歸結而論，“26條措施”對台政策的政治意涵，顯示大陸當局仍以“和統”而非“武統”策略，作為兩岸發展路徑及目標的主軸基調。大陸當局為落實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給予台灣民眾“同等待遇”，建構“兩岸一家親”理念，藉此實踐“融合漸統”、“反獨促統”目標。然而，台灣當局的解讀卻是指控大陸當局試圖介入干涉台灣選舉：企圖透過融台促統政策措施以拉攏框住台灣，意圖分化台灣內部社會團結和諧。究竟是“鎖台”或“惠台”之辯，民共之間處於各說各話階段，毫無信任與共識，蔡英文繼續執政恐怕兩岸關係仍難以樂觀。
大陸當局雖清楚此時提出“26條措施”方案，以台灣當前的政治社會氣氛及香港情勢，勢必會被“標籤化”為介入台灣大選或被視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行動案”。然“26條措施”給予台灣民眾擁有與大陸民眾“同等待遇”措施，有的學者認為除領事保護是“超國民待遇”外，其餘權益已屬“準國民待遇”。2018年頒布“31條措施”屬於政策性、原則性、指導性的綱領，2019年“26條措施”則是具體性、實務性的作為，這顯示大陸對台政策的戰略定力，及在經濟社會融合領域其政策體系不斷完善。
無庸置疑，大陸對台政策出台時間在“客觀上”可能衝擊台灣選舉變化，淪為藍綠政黨依據自身政治利益加以詮釋、解讀、操作之政治工具。然而，這樣“唯選舉論”政策思維，反將失去對兩岸政策本質與結構之理性認識與正確理解，及忽視所欲解決高階敏感政治性議題及功能性、事務性、經濟性議題之實際需要，致民進黨兩岸政策淪為被批評欠缺“大陸社會本位”、“兩岸社會連結”之思考。這凸顯民進黨缺乏處理兩岸問題能力，“唯選舉論”之偏見勢將模糊化、簡單化、標籤化“兩岸政策”之戰略思維與政策本質內涵有其相對自主性。
若依“唯選舉論”邏輯推論“26條措施”，豈非既往大陸當局對台政策包括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倡議“江八點”、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揭櫫“胡六點”，皆屬意圖干涉台灣選舉之論。此種套套邏輯之謬誤，勢將誤導民進黨當局兩岸政策陷入“進退失據”困境，從而無法提出創新性及進行有效治理的兩岸政策實質轉型。
當大陸當局對台政策展開柔性攻勢漸強，爭取建構台灣民心工程，民進黨當局並無法提出有效因應對策；其對陸政策之反制往往流於批判性而無替代性方案，並無法提出有效兩岸經社交流與合作方案對策因應之。長期以往，勢必造成兩岸關係嚴重倒退、雙方民心對峙及敵意增強，從而導致大陸當局及社會主張“武統”聲浪攀升。針對“26條措施”，民進黨當局提出“不要被中國披著糖衣的毒藥給騙上當”之呼籲，固然對深綠選民具有些微宣傳之用；然更重要是，民進黨當局應提出有效對策因應之，一味反制批判恰凸顯其兩岸治理能力及政策工具之匱乏。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6月號，總第27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