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25日電／隨著雲南省兩會的結束，全國省級“兩會時間”圓滿畫上了句號。通過梳理各省《政府工作報告》可發現，“新基建”“動能轉換”等詞成為地方兩會的高頻詞。而在全國兩會上，“新基建”同樣成為代表委員的關注熱點。
中國經營報發表時評人畢舸文章分析,新基建之所以成為社會各界的關注焦點。首先在於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層次。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如何推動以製造業為代表的產業經濟向世界產業價值鏈中高端升級，成為必須跨越的“時代險峰”。尤其是面對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無人駕駛、5G等系列技術變革所帶來的機遇，將技術與應用、商用場景加速深度融合，從而創造出巨大的市場供應側變革勢能，進而帶來規模在萬億量級的市場需求增長極，成為中國經濟在未來國際競爭中占據更多主導權的關鍵所在。
而今年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經濟社會格局帶來的衝擊不可估量。一方面，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變數和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正倒逼中國經濟必須持續加大內生增長空間，在產業結構上加速迭代優化。新基建戰略的提出，意味著國家戰略的重心將向包括5G基站建設、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七大領域在內的新基建傾斜，創造更多有利條件，推動相關產業實現資本、“知本”等要素的聚合，進而成為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的新驅動力。
去年中國率先落地5G全國商用化，可謂是新基建所邁出的重要一步。此外，阿里、騰訊等中國企業在雲計算所取得的成果，中國人工智能產業近幾年來的高速發展，無人駕駛領域眾多企業已經開始全面路測、眾多地區加快發放相關牌照等一系列動作，也證明新基建的產業框架已經具備了一定基礎。如果用天時、地利、人和三大維度來衡量，中國新基建體系建設確實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
文章表示,如果把新基建比喻成風口，那麼追上新基建風口必須邁過四道門檻，分別是政策門檻、戰略門檻、資金門檻和人才門檻。
新基建要帶動市場投資和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的參與熱情，必須打破各種政策和管理方面存在的“玻璃墻”。正如全國政協委員劉偉所指出的，“新基建”投資回報慢、過程長，地方政府長期存在欠款問題，民營企業拖不起，這將嚴重影響民企民資參與投資的熱情。需要建立地方政府拖欠賬款問責機制，為民營企業掘金“新基建”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
同時，雖然目前已經有部分地區開始通過舉措降低當地新基建的進入門檻，但這還屬於各自為政。如何建立全國統一的新基建開放清單，並且確保各地執行過程中不走樣，考驗著政府相關部門的決策和執行力。
而戰略門檻同樣是政府和企業共同面臨的考題。新基建所指向的七大產業領域都帶有相當明顯的“無人區”性質，也即試錯成本較高，這就要求政府和企業在制定相關戰略時，必須將符合自身承受能力和市場接受度作為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過於激進的投入乃至擴張戰略未必合適。
相對於企業的市場自發試錯而言，我更擔心的是部分地方政府在新基建上貪大求全，或者將其異化為某種政績指標。如果採取類似錯誤的戰略指導模式，必將對國家新基建體系建設帶來不利影響。
在資金門檻上，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企業都要承受壓力和挑戰。對於企業而言，新基建屬於高投入、慢回報領域，阿里巴巴關於雲計算十年“蹉跎”、馬雲豪言“先砸一百個億”的故事廣為流傳，一方面證明了阿里當初在雲計算方面的遠見，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雲計算本身的研發及應用複雜多變性。而在未來的新基建中，類似重大挑戰會層出不窮，這會對企業資金運用能力形成考驗，也需要更多樣化的融資“供血”。而政府財政主導的新基建項目，如何建立更為科學的投入產出量化考核機制，也將是一道難題 。
人才門檻同樣是中國新基建要跨過的一道坎。以人工智能領域為例，清華大學此前發布的《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報告2018》顯示，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人工智能傑出人才比例顯著偏低。美國在人工智能傑出人才數量上遙遙領先，累計高達5158人。雖然中國人工智能人才總數位居全球第二，但傑出人才數量為977人，不及美國的五分之一，僅排名全球第六。
除了領航級人才的缺乏，在基礎人才培養上，工業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牽頭制定的《人工智能產業人才崗位能力標準》顯示，中國人工智能產業人才將迎來百萬級缺口。
就此而言，中國新基建體系建設的風口已經“起勢”，但仍然需要通過加大市場開放、制定既有前瞻性又不過度的戰略部署、建立與新基建所需的多樣化融資通道、加快本土新基建所需人才培養和國際合作，從而加速成型新基建的軟硬件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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