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24日電／5月20日，察哈爾學會“如何判斷疫情後的國際關係”線上研討會召開。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周虎城擔任主持人，察哈爾學會首席研究員於洪君、高級研究員劉宏、江時學、朱鋒出席研討會並結合自身研究方向，就“如何判斷疫情後的國際關係走向”相關議題展開研討。
察哈爾學會首席研究員於洪君認為，新冠疫情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是全覆蓋的，不分國界、教育、民族種族、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以及經濟發展水平。以往被學界所忽略的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關係變化，可能是現在呈現在人類面前的一個最大變量。其次，自由主義的弊端在此次疫情衝擊中也充分暴露，集體主義在抗擊疫情的過程中，彰顯了自身的制度優勢和特性。
於洪君進一步指出，無論國際舞台風雲如何變化，也無論全球治理體系如何轉換，人類社會的本質屬性不會變。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特點和趨勢不會變。第一，人類社會相互依存，命運與共的本質屬性不會改變，只會繼續強化；第二，反全球化浪潮難以實現，全球化發展到今天是人類經濟活動的必然結果；第三，人類社會的相互競爭難以避免，這不僅是發展水平的競爭，更是社會制度和治理理念的角逐，而這種競爭在今後也將更加激烈。於洪君將人類社會總結為不同文明形態組成的歷史集合體，人類文明是豐富多彩的，是完全平等的，不同的文明形態應該力圖在共同發展的過程中取長補短、兼容並蓄，求得和諧的共生。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朱鋒認為，新冠疫情將給國際關係帶來四大影響。第一，自二戰之後70多年自由開放競爭的國際秩序中，科學主義的存在第一次受到了質疑。當人類堅信科學主義能讓我們有效抵禦災害性衝擊的時候，新冠病毒竟然使全世界變得如此的脆弱無力。
第二，人類需要重新思考基本的生活方式，什麼樣的生活方式是真正和科學主義、現代主義、可持續主義聯繫起來的。人類需要一種更加健康，更加符合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共存的基本生活方式，這恰恰是國際關係最本質的力量。
第三，疫情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對傳統進步主義的批判和反思。過去400年國際關係發展的一個重要旗幟是進步主義。進步主義的核心就是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目前，人類過去300年的進步主義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
第四，世界各地民粹主義的興起對全球主義造成了嚴重衝擊。朱鋒最後總結到，面對新冠疫情的影響，首先要做好科學的總結和規劃，其次要做好心態準備。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劉宏從三個方面對國際關係走向進行了分析。劉宏認為在未來5至10年內，國際關係的變動趨勢將大於其維持原狀的趨勢。新冠疫情的出現加劇了先前已經存在的國際關係變局，同時民粹主義和種族主義的現象也日益加劇。全球化方向發展、全球化進程和結構性矛盾的解決方案，已然是思考未來國際關係發展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其次，劉宏不認為中美關係已經進入了“新冷戰”階段，並就冷戰爆發的因素進行了說明，論證中國其實還是希望通過和平、理性的方式，通過多邊的機構來解決矛盾和衝突。最後，關於亞太區域的發展，劉宏認為在疫情結束之後，這一地區仍將維持“在經濟上依靠中國，安全上依附美國”的傳統戰略。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江時學對目前學界的幾個觀點進行了批駁。
第一，關於“新冠疫情是壓垮經濟全球化的最後一根稻草”的說法有失偏頗。任何一種傳染病都不會遏制經濟全球化，更不會導致經濟全球化逆轉。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是不可能消失的。
第二，“全球經濟將加速發展，並轉向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的觀點也值得商榷。目前，中國還難以動搖美國在生產全球化、貿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中的地位，也沒有辦法在根本上動搖美國在全球化規則中的特殊地位。因此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化很難轉向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不可能在新冠疫情後馬上出現。
第三，“新冠疫情意味著美國世紀的終結”觀點也是失當的。迄今為止，雖然美國的國際形象以及軟實力受到了負面影響，但美國的硬實力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動搖。
江時學認為，當今世界秩序是由多邊世界秩序和自由世界秩序兩個秩序所構成的。自由世界秩序雖然在走下坡路，但它的生命力和韌性依然強大。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這些秩序同樣不會銷聲匿跡。江時學指出，當下我們應該實事求是，不能做出不切實際的預測，否則將有害於我們國家的國際地位和外交政策。
（來源：中國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