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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肺炎疫情成為自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來全球最嚴重的公共衛生事件。 |
中評社北京5月13日電／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截至2020年4月24日，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全球確診人數達到262.6萬人，死亡人數超過18.2萬人。全球已經有212個國家或地區發現肺炎確診病人。本次肺炎疫情的嚴重程度已經遠超2003年的SARS疫情以及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成為自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來全球最嚴重的公共衛生事件。
一、肺炎疫情的演進、全球金融動蕩與經濟衰退
首席經濟學家雜誌發表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投資室主任、研究員張明文章表示，從最新的疫情演進來看，目前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的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但疫情在美國、西班牙、意大利、德國、法國、英國等西方國家仍在快速蔓延。近日來，全球與美國的新增確診人數有所下降，給全球抗疫行動帶來了一絲曙光。不過，疫情演進還具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例如，疫情是否會在印度、非洲國家等公共衛生條件較差的國家大肆蔓延？又如，本次疫情的持續時間是否會超過想象，在今年秋冬季節可能再度肆虐，以至於形成周期反覆的特征？再如，無症狀感染者的占比與分布究竟如何，未來是否會成為新一輪傳播的重要主體？
全球金融市場在2020年2月下旬至3月迎來一波劇烈動蕩。具體表現為發達國家股市與原油等風險資產價格大幅下跌，發達國家國債與黃金等避險資產價格在波動中上漲。在市場最動蕩的一段時間裡（3月9日至3月18日），發生了股票、國債、原油、黃金價格全面下跌的現象，背後的原因是機構投資者大規模拋售各類資產導致出現流動性危機。而隨著以美聯儲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央行開啟了新一輪大規模貨幣寬鬆，迄今為止流動性危機已經消除，避險資產價格明顯反彈，美國股市也由持續暴跌模式轉為雙向盤整模式。
本輪疫情衝擊導致的全球金融動蕩很可能仍未結束。一方面，肺炎疫情仍在全球範圍內快速擴散，疫情演進尚未到達拐點。另一方面，全球經濟在2020年上半年將會顯著下行，基本面的弱化可能成為新一輪金融動蕩的誘因。此外，從歷史經驗來看，在歷次美股熊市中，股指也不是一跌到底，而是在起起伏伏的波動中逐漸下行。
全球金融市場目前至少還有三個潛在的風險點：其一是過去10年蓬勃發展的美國企業債市場，投資者目前可能嚴重低估了可投資級別債券中最低級別債券（BBB級）的潛在風險；其二是南歐國家主權債市場，投資者目前可能嚴重低估了西班牙、意大利、希臘等國家主權債的潛在風險；其三是以阿根廷、土耳其、馬來西亞、南非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在大規模短期資本外流的衝擊下可能出現本幣貶值、外債違約、國內資產價格下跌等問題，甚至釀成金融危機。最近，阿根廷政府已經宣布主權債違約，並提出了債務重組的方案。
全球經濟在2020年負增長已成定局，不確定的是下行幅度與持續時間。根據IMF2020年4月世界經濟展望的預測，全球經濟增速將由2019年的2.9%下跌至2020年的-3.0%。2020年美國、歐元區、日本、德國、法國、英國的經濟增速將分別下跌至-5.9%、-7.5%、-5.2%、-7.0%、-7.2%與-6.5%。中國與印度的經濟增速也將分別下跌至1.2%與1.9%。換言之，在2020年，全球經濟與主要發達經濟體均會陷入衰退。
目前全球經濟增長面臨著如下四個重要的不確定性：
第一，本輪經濟衰退將會持續多長時間？未來全球經濟增長是V型、U型還是L型？如果是V型，那麼歐美經濟與全球經濟從2020年下半年起就能顯著反彈，經濟衰退不足為慮。而如果是L型，那麼我們面臨的可能會是與1929-1933年大蕭條類似的曠日持久的衰退。從2020年4月IMF的預測來看，目前其基準情景仍是V性反彈，全球經濟在2021年將會增長5.8%。但事實上，2021年的增長前景依然存在重大不確定性。
第二，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後，以中美經貿摩擦為代表的全球貿易摩擦是否會重新加劇？如果這一情景成為現實，那麼全球經濟增長未來呈現L型的概率將會顯著增加；
第三，全球原油價格未來如何變動？是繼續下跌呢？在當前水平上盤整呢？還是顯著反彈？全球原油價格的變動無論對於石油輸出國還是全球金融市場的能源板塊而言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第四，本次疫情會給2020年11月的美國大選產生何種影響？特朗普贏得連任的概率究竟是提高了還是下降了？至少從目前來看，特朗普的民調支持率不降反升，反映了市場對於美國政府近期及時出台的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還是非常支持的。
二、2020年中國經濟增速顯著下行，財政政策亟待發力
文章稱，目前肺炎疫情在中國國內的蔓延基本上得到控制，但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的負面衝擊仍在不斷顯現出來。2020年四個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前低後高沒有疑問，問題在於二季度經濟增速能低到多少，三季度與四季度經濟增速又能高到多少？2020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可能為-6.8%。預計，第二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可能反彈至2-3%，第三季度可能反彈至6%左右，而第四季度可能達到7%。如此來看，2020年全年中國經濟增速有望達到3%左右。
從消費、投資、淨出口三駕馬車的表現來看，2020年最困難的很可能是出口。隨著歐美經濟與全球經濟在今年二季度顯著下行，中國出口行業將會面臨嚴重的外需萎縮，在開工復工後會面臨訂單不足的窘境。考慮到疫情對消費者心理預期的衝擊、以及對部分消費者收入與工作機會的負面影響，即使疫情基本結束，消費增速也很難迅速恢復到疫情爆發前的水平。市場預期的消費“報復式反彈”力度可能較為有限。在三大投資中，基建投資增速一定會顯著反彈，因為基建投資向來是中國政府進行逆周期宏觀調控的重要抓手；房地產投資增速可能會繼續下行，因為今年中國政府全年逆轉房地產調控的概率很低；製造業投資增速可能會較為低迷，因為內需與外需今年都比較疲軟。
2020年前兩個月，中國CPI同比增速均超過5%，3月份CPI同比增速回落至4.3%。通脹高企的主要原因是豬肉價格快速上漲。在去年年底，市場普遍預計，隨著豬肉價格在2020年春節後逐漸回落，中國的CPI增速會隨之下行。不過，肺炎疫情造成的供給側衝擊，可能會推高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從而使得CPI增速回落速度顯著放緩。例如，今年二季度的CPI增速可能依然保持在3.5%-4%的區間內。較高的通貨膨脹水平會對央行降息（尤其是降低存款基準利率）構成一定程度的掣肘。
肺炎疫情可能導致的結構性失業壓力不容低估。一方面，2020年本來就是大學畢業生就業的大年，預計今年畢業的大學、大專與高職畢業生高達870萬；另一方面，這次疫情顯著衝擊了服務業與出口行業的中小企業，而這些中小企業原本就是解決就業的重要渠道，由此可能釋放出很多富餘勞動力。
鑒於中國經濟增長在肺炎疫情衝擊下顯著放緩，中國政府必然會採取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應對。不過，在應對疫情造成的衝擊方面，財政政策要比貨幣政策有效得多。這是因為，貨幣政策是一種總量政策，只能控制流動性的多少，而很難控制流動性的流向。因此，即使央行顯著放鬆貨幣政策，也很難保證流動性能夠流向受到疫情衝擊嚴重的中小企業與中低收入群體。相比之下，財政政策的針對性能夠強得多，無論是轉移支付還是減稅降費，都可以直接針對特定群體。因此，為了應對本輪肺炎疫情造成的經濟下行壓力，適宜的宏觀政策組合應該是以財政政策為主，以貨幣政策為輔。
迄今為止，兩會還沒召開，市場對財政政策的預期還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不過，4月17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已經表態，中國政府將會提高中央財政赤字占GDP比率、發行特別國債以及加大發行地方專項債的力度。筆者目前的預測是，今年中央財政赤字占GDP比率可能由2.8%提高至4.0%，由此將會釋放出1萬億額外資金。今年抗疫特別國債規模可能達到2萬億左右。今年地方專項債發行規模可能在原有計劃規模上再新增2萬億左右。換言之，今年財政方面可能新增5萬億人民幣左右的資金，達到GDP的5.0%-5.5%上下。如此大規模的財政擴張有助於維持中國經濟較為平穩地增長。
建議，2020年財政政策的重點，首先應該是對受疫情衝擊嚴重的企業與家庭進行各種形式的轉移支付，以幫助他們順利渡過難關。相關政策可以包括針對性的減費降稅、延遲繳納稅款或其他費用、直接補貼、消費券、現金支付等。有學者認為，對企業與家庭進行轉移支付，短期內對經濟增長的提振作用，不如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的確如此，但我們也要看到，如果只搞基礎設施建設的話，受益者只會是小部分企業與家庭，這雖然能夠提振經濟增速，但卻不能解大多數企業與家庭的燃眉之急。從微觀主體的福利來看，本次中國的財政政策擴張應該首先進行轉移支付，其次再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畢竟，經濟增長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中國政府的最終政策取向應該是中國的國民福利最大化。
三、2020年中國政府仍有必要設置年度增長目標
文章分析，4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對當前形勢的判斷是“當前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必須充分估計困難、風險和不確定性，切實增強緊迫感，抓實經濟社會發展各項工作。”在上述判斷下，中央提出了“六保”（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的新提法。這凸顯了非常時期中國政府的底線思維。
2019年中國GDP增速為6.1%。在IMF最新出版的世界經濟展望中，對中國2020年的增速預測僅為1.2%。本人目前對2020年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測為3.0%。無論如何，2020年中國經濟增速的大幅放緩是必然的。當前，市場上流行這樣一種觀點，即既然2020年中國經濟增速會顯著下行，且增長前景具有較強的不確定性，那麼中國政府應該把工作重點放到穩就業與穩民生之上，而不必設定2020年的年度增長目標。
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面臨巨大壓力，因此沒有必要為了實現GDP翻番目標而實施力度過大的逆周期宏觀經濟政策，因為這樣會造成巨大的成本與中長期的副作用。不過，中國政府仍有必要設置一個2020年年度增長目標。具體增長目標設在多少，可以討論，將其建立在各方認可的測算水平上。目標可以富有彈性、未必強制完成。但無論如何，年度目標依然非常必要。
以下，將從體制、經濟、彈性三個維度，來論證2020年設定年度增長目標的必要性。
首先，從體制維度來看，目前中國經濟體制仍是一種行政計劃性依然濃厚的增長型體制，需要一個年度增長目標來協調各方面資源。迄今為止，年度經濟增速依然是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指揮棒，無論中央部委還是地方政府，很多經濟工作都是以實現經濟增長目標為基礎開展的。例如，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實施力度，很大程度上都圍繞著實現特定經濟增速而展開。一旦離開經濟增速這個指揮棒，短期內“條條”（中央部委）與“塊塊”（地方政府）都可能變得無所適從，不知道力量往何處使。當然，有學者可能會說，“六保”可以作為今年衡量政府績效的新指標啊。不過，“六保”一來涵蓋的目標較多，二來其中有些目標很難量化（例如民生、市場主體、產業鏈供應鏈穩定與基層運轉），不如年度經濟增速這個指標清晰明了。因此，2020年中國政府仍應設定一個年度增長目標，以這個目標為抓手來促進六保的實現。
其次，從經濟維度來看，六保的實現與經濟增速之間具有很強的正相關，要確保六保得以實現，就必須追求一定的經濟增速。將從三個方面予以具體說明。
第一，要實現2020年穩定就業的目標，就必須保持相對較高的經濟增速。在“六穩”與“六保”中，唯一的交集就是就業，這說明了中央政府今年對就業問題的高度重視。考慮到今年畢業大學生人數達到870萬，這次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把高校畢業生就業作為重中之重”。此外，今年如果服務業與出口行業一些中小企業破產倒閉，將會釋放出較大規模的勞動力人群，對就業市場也會形成較大壓力。奧肯定律表明，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例如，中國人民大學劉元春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國GDP增速每增長1個百分點，新增就業為200萬，但如果中國GDP增速每下降1個百分點，則會減少就業400萬。換言之，如果沒有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穩就業和保居民就業何從談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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