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繼續施加壓力要實施他們所謂的後續安排。根據這個安排，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為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提供的資金分成兩類：一類是所謂“規劃層次的技術支持”，即TSSl；另一類是所謂“項目層次的技術支持”，即TSS2。劃分兩類的結果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為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提供的資金實際上大大減少，這種兩個部門之間的拉鋸戰的最終結果是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輸掉。
我們和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的關係也有類似的特點。像德瑞伯一樣，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的主席薩迪博士，一位巴基斯坦女士，在我剛到時對我表示熱烈歡迎，還兩次請我去她家吃飯。在我從聯合國退休後不久，一次突然患上急性出血性壞死性胰腺炎，在北京301醫院住院時接到她寫給我的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祝我早日康復。儘管如此，當時她還是要占領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關於人口問題的一切陣地，而且其採用的手段比德瑞伯還要狠。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就非常不同了。它的負責人是美國人格蘭特先生，他是在北京協和醫院出生的，非常熱愛中國和中國人民。他中文說得很好，我們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有好幾個項目是在一起做的。在任何時候遇到問題時，我們都合作得非常好。我們也一起舉行了好幾次大的會議，包括1994年在北京的一次會議，那次會議上高級政府官員和國際專家一起討論處在經濟過渡期的國家怎樣建立社會安全網，尤其是怎樣保護兒童的基本需要。中國政府非常重視這次會議，李鵬總理、李嵐清副總理都接見了格蘭特先生和我，還有我們高層的同事。我們兩個部的關係一直保持得很好，即使在1995年他不幸去世之後，這種良好關係還一直保持下去。可惜，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的大多數任務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主要關心的問題沒什麼關係，這樣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為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提供的資金就相當有限。
鑒於上述情況，我們這個部當時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如果沒有當時聯合國的審計官、後來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先生對我的大力支持，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很可能早就被瓜分得四分五裂。安南是加納人，在聯合國秘書處工作了30多年，對聯合國裡裡外外的情況都非常熟悉，同各方面的人事關係也很好，我一到聯合國就注意同他密切合作，我們常互相請客，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誼。安南作為審計官時，曾多次從經濟核算的角度，向當時的秘書長和各國大使說明為什麼應該加強而不是削弱，更不是取消我們的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
我對形勢作了一個綜合考慮後得出這樣的結論：發達國家把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當做眼中釘肉中刺，下決心或者把我們全部取消，或者把我們盡量邊緣化。布雷頓森林金融機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更是公然鄙視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這樣一個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真正的、無條件援助的機構。另一方面，不管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做什麼，他們都無力改變這種局面。用我朋友比爾·德瑞伯的話來說就是“錢會說話”，就是中國諺語講的有錢能使鬼推磨。我因此覺得，假如我們繼續這樣邊打邊退，我們這個部或者被瓜分，或者消失在什麼大的基金機構或大的研究組織中去。而唯一能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真正的、無條件援助的方法，不是繼續試圖保住我們這個不斷被削弱、被縮小的部，而是從防守轉向進攻，因為最好的防守就是進攻。照西方的說法，就是按叢林法則，或者吃別人，或者被人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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