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裔美國學者福山認為中國早在兩千年前就產生了現代的國家和官僚體制，西方則遲至近代才產生。近代之前，西方社會政權由世襲的國王以及領主、騎士所掌握。15世紀以後，商業、資本逐漸取代世襲貴族成為西方社會的主軸，政府圍繞著商業、資本轉。
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封建王朝大致都有兩三百年的壽命， 王朝中後期出現危機，由盛轉衰，官僚化嚴重而政府失能、社會失序以致動亂，動亂的同時出現社會的重構，新生力量在重構中產生，提出願景，得民心者得天下。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共產黨作為歷史的新生力量，最終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為了實現民族復興，國家制定出明確的總體目標以及一個個階段性目標，實現這些目標需要政府組織動員所提供的高效能。政府通過一個個小組以及經常性的會議工作方式，來確定、布置下一次做什麼工作，這是中國政治體制的特點之一。
二是中西方政治對官員責任理解差異。西方政治對於責任的理解是法律意義上的。不作為的官員如果沒有違反行政法等各項法律，也就談不上被處理。而中國政治對於官員責任的理解不只是法律意義上的，更有超乎其上的道德與政治責任。更進一步地，中國共產黨對於黨員尤其是領導幹部的黨紀要求嚴於法律要求。
面對當前國際國內的複雜形勢，中國共產黨對黨員幹部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這次抗疫中，許多被問責的幹部不是因為違法違紀，而是不負責任、失職瀆職，黨考察幹部的核心標準是能者上，不能者下。面對百年變局，中國共產黨強化了不斷考核、淘汰的選拔機制。這種內部機制在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同時造就了高強度的淘汰效率，實質上遠遠強於西方的政黨輪替。
共產黨的全面領導，使得在中國，沒有一個公務人員是黨管不到的，這是中國能夠處理抗疫不力官員的體制性因素，也是西方政治形態對問題官員鞭長莫及的原因。
三是中西方政府與民眾的關係差異。基於中國歷史上的官僚政治傳統，老百姓對於政府的信任勝於西方。中國人對政府所採取的隔離措施給予高度自覺的配合。而西方文明有長期的自由主義傳統，許多民眾不願接受官方限制性措施，政府所掌握的行政資源也難以支持嚴格的限制性措施。自由主義邏輯既造就了對政府的懷疑，同時也削弱了政府的能力，當然其政府也無須承擔像中國政府一樣的責任。政府告知了疫情風險，是否接受隔離措施是民眾的自由，疫情的後果也由民眾自身承擔，政府也就不用為抗疫不力負責。
還要看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崛起於全球性擴張，當資本主義繁榮出現問題，內部不公和社會極化問題凸顯時，政治體制就可能出現鬆散、緩慢、廢弛的現象，表現為政治失能，進而損害社會的組織動員能力。而中國的政治體制，保證了在遭遇疫情時官員能夠迅速下沉，從而以最快速度動員社會力量。（作者是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資深研究員、華南理工大學印度洋島國研究中心學術顧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