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21日電／梅新育：新形勢下的中國外貿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梅新育（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在推動中美乃至“中國制造”與整個外部市場“脫鈎”的喧囂聲中，中國的貨物貿易和外商投資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走過了一條什麼樣的外貿外資發展之路？新形勢下，中國的對外貿易發展形勢如何？如何研判當下的國際貿易和投資環境？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分析和探討。
改革開放創造的外貿奇跡
自1978年全面啓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貿增長速度持續高於經濟增速，在全球貿易中所占份額持續大幅度提升。1981年，中國出口占全球出口總額比重自改革開放以來首次突破1％而達到1．09％。2010年，這項指標自晚清以來首次突破10％而達到10．31％。到2015年，中國這項指標達到13．76％，為近代以來最高峰。2016年（13．09％）、2017年（12．77％）直至2019年，中國這項指標雖然略有下降，但仍然保持在12％—13％，大致相當於美、德兩國的1．5倍，相當於日本的3倍，遙遙領先於世界其他國家。雖然中國名義GDP總量與美國之間仍然存在50％左右的差距，但貨物貿易出口已經連續多年位居世界之冠，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長期保持這一地位。
更為突出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和外貿是在全球經濟、貿易增長減速的環境下實現上述增長實績的。中國沒有在世界經濟、貿易高速增長的“順風”環境裡實現經濟貿易的超高速增長，而是在全球經濟、貿易整體減速的“逆風”環境裡實現了經濟貿易的超高速增長，進而對全球經濟穩定發展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正是基於中國外貿的上述成就和中國外貿對中國及世界經濟發展的全方位貢獻，中國被國際社會公認為近30年來經濟全球化的最大贏家。“外貿奇跡”也堪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奇跡”最輝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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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經濟學家大來佐武郎在其《發展中經濟類型的國家與日本》一書中斷言：“戰後經濟的迅速增長，僅僅是由於對外貿易的相應發展才得以實現。”與此類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戰略轉變很大程度上可以概括總結為順應比較優勢戰略，從“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相應地，外貿發展對造就“中國奇跡”作出了全方位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貿易發展拉動了中國產業與經濟增長；通過根本改善國際收支、增強國際清償能力，貿易發展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穩定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貿易發展本身就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更是衆多體制改革的切入點；貿易發展為中國創造良好外交環境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貿易發展對中國環保與可持續發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改革開放帶來的外貿啓示
在歷史與全球背景下縱覽新中國開放經濟發展歷程，最大的啓示，一是要堅持實事求是原則，不斷與時俱進，不斷創新；二是要永葆自我革命、自我更新的勇氣。
改革開放前，由於一直面臨經常項目收支赤字壓力，外匯儲備不多，國際清償能力有限，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起對引進外商直接投資開始給予更多的關注。加之外商直接投資能够帶來銷售渠道和管理知識，改革開放後，外商直接投資較快超越外債成為我國利用外資主渠道。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軟硬環境都存在衆多問題，明顯落後於發達國家和其他一些東亞、東南亞經濟體，要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就必須實施較強力度的優惠政策，以抵銷外商眼裡的各種不確定性風險。到21世紀初，中國已經成為外商直接投資存量、流量大國，軟硬環境已經顯著改善，持久的高強力度優惠政策扭曲市場的負面作用則日益顯現，推行“兩稅合一”勢在必行。
21世紀第二個10年末第三個10年初，中國要素成本上升趨勢明顯，國際競爭力有遭遇顯著削弱之虞，發達國家加大力度實施“再工業化”，中國部分傳統產業出走。在這種情況下，擴大市場准入，加大力度招商引資，改善商業環境，又是必然的選擇。兵無常勢，水無常形；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在不斷發展演變的世界上，具體政策做法因應現實不斷調整，永無止境，國家利益才是永恒的北極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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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40多年改革開放，今日之中國需要改革開放再出發以消除暮氣、永葆朝氣，而在改革開放再出發中需要“以開放促改革”。為什麼要“以開放促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就必然要求是一種開放經濟。隨著中國國內產業發展日益成熟，隨著中國以遠超世人預期的出色成績克服一個又一個掣肘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與宏觀經濟穩定的“缺口”，我們客觀上需要不斷與時俱進，擴大對外開放，通過更大規模利用國際市場的投入品來保持國內制造業和其他產業的成本競爭力；通過分享中國成長的機會來引導外部貿易夥伴與中國市場、中國規則接軌；通過引進競爭壓力的“鮎魚效應”強化國內市場競爭，保持國內產業的活力。
發展新時代的開放經濟
作為脫胎於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後農業國的新生社會主義國家，新中國開放經濟發展之初就不得不直面在國際市場上幾乎沒有存在感的份額、沒有平等參與的身份，甚至被東西方集團先後實施的全面貿易禁運剝奪了參與國際主流市場的機會。隨著改革開放全面啓動，新中國創造了近現代世界經濟史上獨一無二的經濟持續增長奇跡。今天，我們要發展新時代的開放經濟，一是要更加自覺、充分地運用“大國效應”，依托國內市場提升國際市場地位；二是要自我超越，進一步主動擴大對外開放。
對於力求向國際分工體系格局高端攀登的後發國家，其國內產業、國內市場與海外產業、海外市場之間的聯動關系需要經歷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由於國內市場有效需求相對較小，新興制造業只有通過打開海外市場才能充分發掘產業規模效益的潛力，實現較快發展。而在缺乏品牌、技術和銷售渠道優勢的條件下，為了打開海外市場，出口定價較低、用國內市場利潤補助開拓海外市場便成為常見策略。及至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已經取得巨大成就、國內經濟有了長足發展、國內市場容量大幅度擴張之時，這個國家需要轉為依托國內市場提升國際市場地位的策略，從而更快地實現發展目標。
在中國歷史上，“大國效應”長期對工商事業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當前中國國內可貿易品市場規模的擴張又使其與外部市場規模的對比關系發生了重大的有利變化，中國已經具備條件轉入依托國內市場提升國際市場地位的策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令中國的綜合優勢進一步凸顯，增強了中國實施這一策略的可行性與必要性。而巨大的國內市場又是通過以下機制推動國內產業提升國際市場地位的：抑制收入波動性；競爭性投資生產創新機制；擺脫規模效益與競爭機制無法兼顧的困境；標准制定權；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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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持續發展開放經濟，實現貿易強國目標，我們要走出對開放經濟的某些思想認識誤區，無論其貌似如何“流行”。在這些思想認識誤區中，最大誤區莫過於將“擴大內需”與發展開放經濟對立，貶低出口作用；以及在“經濟安全”旗號下過度追求自主生產、降低對高技術產品等戰略產品進口依賴度。這些思想由來已久，2018年以來又因中美貿易戰特別是中興事件而聲浪大漲。
十餘年來，國內外幾乎異口同聲的主流聲音，一直是要求中國改變過度依賴外需的經濟增長模式，次貸危機和近年的“逆全球化”浪潮進一步凸顯了這種轉變的緊迫性。但我們推行的這種轉變不能誤入歧途，不能把更多地依靠國內市場混同於高度依賴國內資源，“價值形態的低外部依存度＋物質形態的高外部依存度”才是應當追求的目標。
特別是中國自然資源不足，如果不能充分利用外部市場和資源，中國的衆多人口就是負擔；只有在充分利用外部市場和資源的基礎之上，中國的衆多人口才是巨大財富和力量之源。近年來，中國人口老齡化和藍領勞動力不足問題日益顯現，“人口老齡化衝擊”已成社會熱門話題，倘若沒有開放經濟長足發展所創造的衆多現代產業部門就業機會，我們根本就沒有可能去討論勞動力缺口問題，而是還在應對就業機會不足。
中國內需特別是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顯著提高。2019年國內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高達57．8％。我們要因應經濟發展而不斷擴大消費，但持續、過度依賴消費蘊藏著一系列巨大風險。
第一，中國近年消費高增長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居民部門儲蓄減少、負債率大漲而換來的。繼續任其發展，存在以此為突破口爆發系統性金融危機的風險。第二，長期過度擴大消費并實施相應推動政策，以至於形成透支基礎上的消費擴張，進而國際收支格局逆轉，貿易順差轉為逆差，將導致國民經濟結構空心化，給競爭對手創造趕超的機會，同時損害國民自我奮鬥精神。第三，一國透支基礎上的消費擴張歸根結底必須以其軍事霸權為基礎，中國目前沒有這樣的軍事霸權，將軍事實力用於這個方面也不符合中國國家長期利益。第四，中國過度強調消費、減少國民儲蓄，可能導致整個國際經濟運行不暢。近20年來，整個國際經濟體系運行比較順暢，其基礎之一是以中國為首的東亞經濟體充當了最重要的儲蓄供給者。如果中國走上過度消費、過度負債的道路，國民儲蓄銳減，甚至轉為儲蓄淨吸收國，整個國際經濟體系還能順暢運行嗎？縱覽當今國際經濟體系，還找不到這樣一個替代的儲蓄淨供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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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中美貿易戰中，中興事件讓國人深切地體會到了戰略性核心技術過度依賴別國、特別是視自己為最大戰略競爭對手的國家的風險，集成電路投資熱潮由此迅速興起。重申“自力更生”原則，推進核心戰略技術自主研發與產品生產，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把“自力更生”推向極端，以至於主張所有核心技術產品都必須自制國產，則是錯誤的。在這個全球化的市場上，一個企業、一個產業要想保持市場競爭力，就必須盡可能在全球範圍內實現資源的最優組合，高新技術產業尤其如此。背離這一原則，不顧現實而盲目追求盡可能提高國產自制比率，我們的高技術產業就會被市場淘汰。
疫情衝擊下的外貿“危與機”
毋庸諱言，在當前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下，中國對外經貿面臨出口訂單較大幅度減少等重大現實困難。而且，疫情爆發之初，國際霸權主義勢力就企圖借此推動實現美國乃至整個外部市場對“中國制造”脫鈎。據媒體報道，近日，日本政府決定從本國經濟刺激計劃中撥出22億美元用於資助日本企業遷出中國；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也在4月9日公開主張，將回遷美國的企業資本支出百分之百直接作為費用抵扣，以此激勵美資企業從中國回遷美國。所有這些，都在中國社會引發了比較廣泛的擔憂。但總體而言，這些困難、挑戰都是可以克服的，推動外資企業遷出中國的企圖是違反客觀經濟規律的，更多地屬於美國大選年的競選言論，而不是深思熟慮、期於必成的戰略。
疫情衝擊之下，“中國制造”與外部市場脫鈎與否，有三種可能的結局：加速脫鈎；脫鈎被遏；逆轉脫鈎。
倘若出現以下情況的組合，外部市場與“中國制造”加速脫鈎將不可避免：“中國制造”可替代性強；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局限於中國境內；中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衝擊曠日持久；其他國家和地區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動能力、意願至少與中國一樣，甚至更強；中國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超強力度動員是過度的，也是不必要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佛系”應對措施足以有效應對。
在下列條件下，“脫鈎”會遭到有效遏制：“中國制造”難以替代；中國在較短時期內就有效遏制疫情蔓延、惡化；中國較快實現全面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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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僅出現了上述第二種情況的3項條件，還出現了以下條件，外部市場就非但不可能與“中國制造”加劇脫鈎，此前的“脫鈎”苗頭反而會發生逆轉：疫情衝擊激勵了中國經濟與技術的創新；疫情“全球化”而對其他主要經濟大國和將中國視為主要競爭對手的國家同樣產生重大衝擊；其他國家和地區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動能力、意願和效果明顯落後於中國。
自2月下旬以來，中國有條不紊基本實現了全面複工複產，海外各國和地區則深受疫情“全球化”衝擊，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當前這個階段，又以兩三百年來作為世界經濟中心的歐美國家受創最為沉重。
我制定了兩個指標來衡量各國疫情嚴重程度，一個是“全民確診率”，即一國（地區）確診病例數占其總人口比例，超過中國3月9日24時水平（0．58名／萬人）為疫情嚴重；一個是“全民死亡率”，即一國（地區）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占其總人口比例，超過中國4月5日24時水平為疫情嚴重。計算結果令人震撼。
其他幾乎所有國家檢測確診門檻都比中國高很多，因此漏診比中國多得多。其治愈標准又比中國寬鬆很多。即使不考慮這一點，截至北京時間4月6日10時34分，除獨聯體和非洲之外，也至少有64個國家全民確診率超過中國，其中有49個國家全民死亡率超過中國。
在歐洲，獨聯體之外的40個歐洲國家（梵蒂岡除外）全民確診率全部超過中國，最高者達到中國的125倍，歐洲五大國英、法、德、意、西全民確診率最低為中國的12．6倍，最高為中國的48．4倍。這些國家中，除5個國家外，其他國家全民死亡率全部超過中國，最高的西班牙高達中國的112．9倍。即使許多人稱道的德國，其全民死亡率也達到了中國的8倍。
盎格魯—撒克遜五國（美英加澳新）全民確診率全部超過中國，除澳、新外，全民死亡率全部超過中國。其中美國的全民確診率和全民死亡率分別為中國的17．6倍和12．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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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數日，歐美國家的上述疫情數據又大幅度上升。正因為如此，自3月份官方報告的新冠肺炎病例數在美國大爆發以來，美國失業人數猛增，市場普遍預期歐美國家二季度GDP將萎縮6％甚至兩位數。
與此同時，新冠肺炎疫情已經開始在社會治理薄弱、醫療衛生體系滯後的非洲、中東、南亞、拉美等發展中國家蔓延開來，人口衆多的發展中國家群體面臨嚴峻考驗。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實現第二種結果，即有效遏制“脫鈎”已成定局。經過努力，實現第三種結果也是大概率事件。中國抗疫和複工組織動員高效，對比其他國家疫情的蔓延，衆多大型西方跨國公司的海外工廠大部分、甚至全部關閉，只有中國業務正常開工運營。面對這樣的現實，理性的企業經營者的合理決策是在中國加碼，而不是離開。
今年全球貨物貿易總額多半會出現萎縮，萎縮幅度甚至有可能超過2008—2009年次貸危機高峰之時。而中國在全球出口總額中已經占據了相當份額，強求今年我國貨物貿易出口額絕對數值不下降，可能不太現實。但即使中國今年貨物貿易出口額絕對數值減少，在全球出口總額中所占比重也會上升。2008年我國貨物貿易出口額達14306．9億美元，2009年銳減至12017億美元，但中國正是在這一年超越德國，登頂全球第一出口大國。今年與次貸危機之時一樣，危機衝擊凸顯了中國的優勢，重演10年前中國優勢增強的一幕，完全有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