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9日電／人民網評：尊重生命，數據修正的根本邏輯
來源：人民網 作者：江寧
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17日發布《關於武漢市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確診病例死亡數訂正情況的通報》，截至4月16日24時，確診病例核增325例，確診病例的死亡病例核增1290例。
為什麼訂正後的數據會與前期公布數據有出入，“武漢市是不是瞞報了”，輿論場會有這樣的疑問。客觀地說，發出這樣的疑問有它合情合理的現實邏輯。問題在於，對此怎麼看？
回答這個問題并不難，并不需要複雜的推理論證，靠常識就行。重大自然災害、突發事故、公共衛生事件之後，根據新的綫索和確鑿證據，盤點疏漏，察疑補缺，訂正早期統計的數據，這是各國通行的慣例。
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此次專門成立調查組，組織多個部門進行綫上比對、去重、補全，綫下按照全覆蓋、無遺漏要求逐人排查核對。這樣的做法，既是通行慣例，也是一種主動糾偏，是對事實負責，對歷史負責，更是對生命負責。如何看待兩組數據的不同，這是一個基本邏輯，也是一個基礎常識。
循著常識，我們還可以進行以下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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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武漢市有沒有必要瞞報確診和病亡人數？
凡事總得有個起碼權衡。如果冒著風險所能換取的回報卻微不足道，甚至要讓自己深陷泥潭，誰會孤注一擲？
瞞報相關數據，必須要承擔總有一天要露餡、紙終歸包不住火的風險。這種風險指向的後果，將是以瞞報者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并受到嚴厲問責為代價。它能獲得的收益呢？數字少一點，就能升官？就能發財？或者也可以像美國議員們那樣，趁著疫情信息沒有披露，大肆拋售股票獲利？
我們沒有看到這樣能够形成“正向刺激”的案例，相反，湖北省、武漢市相關官員因為疫情初期應對不力被問責的事實，像一把利劍懸在空中。
其次，如果真的瞞報，數據的“縮水”是否足以讓瞞報者免責？
武漢市成為這次疫情的重災區，排查人數以千萬計，確診人數以萬計，病亡人數以千計。和平年代、歲月靜好，無論哪一個數據都是驚人的。在一個信息多元、廣泛流通的社會里，這樣一起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實質上已經被放置在高倍顯微鏡下。
如果通過減少部分數據，就能讓對數據動手腳的人免責，或者至少可以減輕懲罰，那麼，為什麼不幹脆“下手再狠一些”，把數據做得再“合適些”，豈不是更方便甩鍋？
通過和最終公布的數據對比，兩組數據的誤差都在合理範圍內。按照統計學的一般原理推算，這應屬於統計方式方法上的疏漏，而不是刻意的瞞報。必須要說，二者是有本質區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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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為什麼會出現前後兩組數據的出入？
這實際是個技術性問題，受到許多客觀條件的制約，通報對此作了充分說明。在疫情突然襲來的早期，湖北特別是武漢的疫情防控需求同救治能力之間，呈現出一條懸殊的鴻溝，不僅病毒核酸檢測能力十分緊缺，而且重症和危重症救治資源異常緊張。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國家都很難保證不留死角、不存遺漏，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沒有及時應對和統計的案例。各國已經和正在發生的事實，都為此提供了充足的論據支撑。
疫情席卷全球，讓我們愈發看到病毒疫情的狡猾與人類認識的有限。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可以說沒有一個國家能够做好萬全准備。將有限的醫療資源集中用於重症救治和危重症救治，成為疫情早期最為理性的抉擇。相信每一個正在經歷疫情大考的國家和社會，都能够體會到生命關頭艱難抉擇的滋味，更何況兩個多月前，面對一場遭遇戰、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和中國人民。
事實上，隨著全國馳援力量的加入和應收盡收各項舉措的落實，這個方面的問題在湖北和武漢很快得到了解決。
通過這場戰“疫”大考，中國老百姓實實在在見證了這個國家確確實實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始終把人民群衆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是中國不變的作答主綫。“刻意隱瞞”這種自毀長城的短視做法，從來不是中國政府的風格。中國知道，只有公開透明才能盡快遏制疫情蔓延，才能盡快恢複正常經濟社會秩序。每一個處於風暴之中的國家，對此應該都有了深切的體會。
實事求是是中國一以貫之的立場和原則，在這一次疫情當中，中國同樣堅守了這個尺度。以尊重生命的名義，對相關數據進行修正，正是實事求是原則的又一次落實。這個世界上每一個角落上的群體，但凡有一顆公道之心，就能從大量事實中得出一個結論——中國堅守實事求是的准則，高度推崇道義并且為此身體力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