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0日電／公共消費往往表現為行政管理、科教文衛、社會保障、環境保護、國防安全以及公用事業等方面的物質與服務消耗。這種消耗是為社會公眾購買公共物品與服務。因此，公共消費又被稱為“社會公共消費”。
作為社會最終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共消費能夠直接帶動居民消費，進而產生消費“乘數效應”。以杭州市為應對疫情發放的面值10元消費券為例，根據有關測算，政府部門每支出5元，就能拉動社會消費289元。當然，像消費券這種公共消費的拉動效應只是非常時期的暫時現象，從長期性與常態化角度看，公共消費確實可以對居民消費產生非常明顯的引導效應。
一般而言，公共消費合理增加，代表著可以供給的公共物品與服務數量增加，以及效率的改良與質量的提升，增強公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比如，醫療保險比例的增加，意味著公民健康保障能力的強化；教育資源更加充足，可以讓公眾享受到低成本提高自身與子女素質的紅利。在這種情況下，居民部門就會大量替換出用於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支出，並將其轉化為其他方面的消費，居民消費由此得到擴張。
公共消費除了具有拉動居民消費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的經濟學意義外，還蘊含著豐富的社會學意義。公共消費的資金來源於公共財政，即公共稅收形成了公共物品與服務，從這個意義上說，公共消費代表的是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更重要的是，公共消費的服務指向是社會公共目標，尤其是由此衍生出的公共用品具有公益性、保障性、福利性與共享性特征。這樣一來，公共消費又承擔著促進基本消費平等化的重任。也就是說，公共消費將經濟激發功能和社會調節功能融於一身，對經濟與社會、效率與公平的關係起著潤滑與平衡作用。
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公共消費還有合理增加的空間。但要明確的是，合理增加的公共消費應當是能夠高效率地轉化為社會公共產品、以及為社會大眾所共享和為社會帶來普惠福祉的公共消費，類似於使用超標辦公室、“三公”經費支出等不僅不能納入公共消費的增加範疇，還應該大力度與合標化削減。還須看到，公共消費的基礎是公共財政收入，我國財政收入增速近些年穩中有降，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今年的財政進賬難免受到影響，這就決定了公共消費在合理增加規模的同時，更應該注重提高公共消費的使用效率和帶動效應。
公共消費的最終目標是增加令公眾滿意的公共物品與服務。因此，從購買程序開始，應當對准市場與民眾需求，加強對小微企業產品與服務的購買，並突出補短板導向。一方面，側重循序增加衛生健康、環境保護與科教培訓等方面的支出占比；另一方面，契合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重點，加強農村學校幼兒園設施、醫療網點以及鄉村兩級圖書館等方面的建設，促進公共消費城鄉平等化。
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張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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