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22日電／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令2020年一季度經濟活動遭受不小衝擊。在國內疫情拐點已然可見、國外疫情未到峰值的情況下，如何讓經濟盡快復甦，成為當下最重大的課題之一。習近平總書記在3月18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上指出，要提高復工複產效率，圍繞解決企業用工、資金、原材料供應等需求，有針對性地精准施策，打通“堵點”、補上“斷點”。同時強調，要加強對國際經濟形勢的研判分析，及時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舉措。
新京報發表專欄作家徐立凡文章分析，首先應看到，雖然疫情在2020年開局就打斷了經濟穩定增長的節奏，但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並未被動搖。所謂潛力，主要看政策調控空間和應對突發性風險的資源調動能力。而這兩方面都沒被疫情真正衝擊到。
當然，對疫情給經濟造成的衝擊，既包括內部衝擊也包括外部衝擊。而外部衝擊對於外貿和金融這兩“穩”的考驗，尤其嚴峻。
當下，外部風險已不只是單邊主義肆虐，還包括疫情肆虐。美歐等疫情多發地，都是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其政府防疫思路不統一、調控能力參差不齊，不僅讓中國在下一階段面臨輸入性疫情的新挑戰，還導致全球供應鏈進一步破損。實際上，這種趨勢已很明顯。而這將使得中國的外貿企業面臨較長周期的風險。
此外，各種因素叠加下，3月以來美、歐、中東金融市場的恐慌水平已達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的程度。估值過高、大量的贖回需求和程式化交易，迫使各種資金奪路而逃。
嚴格的金融監管雖部分阻斷了這種恐慌情緒在中國市場的傳導，但美歐的零利率-負利率政策已持續時間過長，邊際效應趨於零，至於重啟QE等公開市場操作能實現多少預期效果也待觀察。這種不確定性在金融市場所產生的“蝴蝶效應”很大。部分經濟體在疫情和經濟雙重壓力下，未來有可能走向貶值競爭，也給中國出口企業帶來難以確定的匯率風險。
文章指出，儘管我們有靈活的調控機制、資源調動能力和確定的新興戰略產業等諸多工具可用，但不能依賴於對存量資源的消耗上，也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於疫情結束後勢必出現的報復性消費上漲。報復性消費更多具有統計意義，而難以持久。
因此，經濟盡快復甦，除了用好存量資源，還要把目光轉向拓展增量資源上。從根本上看，疫情增加的是經濟運行的周期性風險，仍屬制約“六穩”的“三期叠加”因素中的周期性因素。周期性因素與外部風險掛鈎不好控制，但制約“六穩”的內部因素仍然可以致力消減，特別是體制性因素。
一方面，要進一步理順財政分配問題。去年實施大規模減稅降費，為企業降低了2.3萬億元成本。面對疫情，中央財政有必要承擔更多減稅降費成本，盡快推進消費稅後移，同時加大央企利潤劃撥社保的力度，適度減免地方因防疫，在實施社保費用緩交、企業租賃場所租金減免、經濟活動減少等方面新增的負擔。折射到體制性因素上說，就是要持續優化央地財政關係。
微觀層面，要進一步激活企業活力。企業是恢復經濟的主角，其中民營經濟又扮演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疫情發生以來，從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對抑制企業運營成本、減少勞資矛盾、穩定企業員工預期等方面發揮了良好作用。但民企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弱，雖然各地政策都規定對企業不抽貸、不斷貸、不壓貸，但民企在融資方面仍然經常被卡。因此，應大力增加專門針對民企的信用貸款和中長期貸款，適當延長還款期限，讓民企有充分信心應對不確定性。折射到體制性因素上說，就是要提高其國民待遇。
實際上，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優化央地關係、扶持民企等，此前也一直都有部署。這些部署不能因疫情而中斷，相反應更有定力、步子更大。如此，企業才能保持信心，穩定預期。
總之，有了穩預期，才能有“六穩”。而穩預期不僅需要存量資源對衝外部風險，更需要在挖掘內部潛力、消除體制性障礙上盡快展現成果。保持內外兼修，經濟運行就可盡早復甦，重歸穩定增長的軌道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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