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17日電／截至3月12日，疫情蔓延至全球121個國家和地區，全球超過10萬多人次。全球金融海嘯，2月下旬以來油價最大下跌超過30%，美股兩次觸發熔斷，歐美股市進入技術性熊市。
我們正站在新一輪全球經濟金融危機的邊緣，疫情全球大流行只是導火索，根源是全球經濟、金融、社會的脆弱性。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至今，12年過去了，美國歐洲主要靠量化寬鬆和超低利率，導致資產價格泡沫、債務杠杆上升、居民財富差距拉大、社會撕裂、政治觀點激化、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從金融周期的角度，這可能是一次總的清算，該來的遲早會來。
非常之時，必待非常之舉，就像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滯脹與里根經濟學，計劃經濟與鄧小平改革一樣。要充分估計當前經濟形勢的嚴峻性，化危為機，我們旗幟鮮明倡導“新基建”、“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氣推動改革開放”、“調節收入分配、擴大中產、提振消費”。
1 全球大流行1.1 中國戰疫初步遏制，為長期勝利付出較大的短期代價中國疫情在1月下旬開始迅速蔓延，目前在武漢封城、全國延遲開工等政府強有力的措施、一線工作者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
1.2 海外疫情加速擴散，亞洲及歐洲為重災區
海外確診指數級增長，亞洲及歐洲為重災區。2月中旬以來，海外疫情進入快速擴散期。截至3月12日，新冠病毒擴散至121個國家和地區， 累計感染5.3萬人次，感染人次超過1000的國家達到7個，分別為意大利、伊朗、韓國、法國、西班牙、德國和美國。
意大利成為海外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實施全國封鎖。韓國疫情因宗教活動失控。日本疫情因“鑽石公主號”擴散，出現小規模聚集性感染。美國疫情3月份之後開始爆發，美國政府對新冠肺炎不夠重視、各州自治無統一規劃，直到3月14日才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1.3 中國和新加坡快速遏制疫情的成功經驗為全球燃起了希望3月份日本、意大利、韓國、美國等國家的疫情更像中國1月底的情況，還在擴散和恐慌的狀態，國家從不重視到重視，並開始採取強力措施。早期疫情失控主要是因為政府不夠重視，存在“超級感染者”，沒有持續採取強制性隔離措施，政府在資源協調、社會動員方面能力不足，口罩、檢測試劑等醫療物資存在嚴重缺口，各州縣各自為政，應對散漫。反觀新加坡和中國則能夠快速控制疫情。縱觀新加坡應對新冠疫情的各種措施，主要包括：按流行病學標準，全力追逐每一個病例的傳播鏈條；應收盡收，以財政補貼、鼓勵疑似者盡快看病，政府掏錢鼓勵人們看病；用一切可能方法，確保本地醫療資源平穩運行；全力推動充分的診斷，保障臨床醫療資源充足；收緊簽證政策，嚴格防控外來輸入；鐵腕管理、強制居家隔離制度；鼓勵勤洗手，使用戴口罩，保持個人衛生；避免大型聚集公眾活動；及時的信息披露和充分的公眾溝通解釋，緩解公眾緊張。可以看出，新加坡採取的這些措施有賴於強大的政府、雄厚的經濟實力、高效的民眾執行力、科學的防疫體系、以及願意付出較大的短期代價換取長期的勝利——這些和中國的“戰疫成功”，有頗多相似。中國和新加坡快速遏制疫情的成功經驗為全球燃起了希望，如果疫情嚴重的世界各國政府採取上述有效措施，也有望能有效戰勝疫情。2 站在全球金融危機的邊緣：全球金融市場雪崩，疫情只是導火索，根源是全球經濟金融社會的脆弱性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各國政府和央行主要以超低利率和量化寬鬆應對，而實質性改革和創新進展遲緩。這帶來了一系列風險和脆弱性，比如美國面臨股市泡沫、債務杠杆、金融機構風險、社會撕裂四大危機。歐洲、亞洲等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2.1 股市泡沫：長期寬鬆、股票回購、估值過高、同質化交易美聯儲長期寬鬆的貨幣政策催生了美國股市延續近11年的史上最長牛市。疫情終結美股牛市，兩次熔斷，跌入技術性熊市。股市大跌將通過居民部門的財富效應、企業部門的托賓Q效應、信貸市場的資產負債表和抵押品等渠道衝擊實體經濟。2.1.1 美股大跌，技術性熊市在經歷11年牛市後，2020年2月下旬以來美股大跌，兩次熔斷。3月9日和12日，道瓊斯工業指數下跌均超過2000點，美股猛烈下跌觸及7%的一級市場熔斷線，是1997年以來首次引發熔斷機制。2月20日至3月12日，道瓊斯工業指數、納斯達克綜合指數、標普500指數分別下跌27.76%、26.64%、26.74%，美股已進入技術性熊市。全球股市重挫。3月12日全球有11國股市因大跌而觸發熔斷。亞洲方面，泰國、菲律賓、韓國、巴基斯坦、印尼等6個國家股市均發生熔斷。美股開盤後，加拿大、巴西、墨西哥、哥倫比亞股市也觸發熔斷，其中，巴西股指大跌15%，一日內兩次熔斷。
2.1.2 貨幣超發、同質化交易、股票回購等推高股市泡沫，醞釀風險
貨幣超發、投資者同質化交易行為、上市公司發債股票回購是美股長牛的重要原因，在市場下跌時泡沫被刺破蘊藏著巨大風險。市場的同質化交易行為不斷增加。長期低利率壓低了養老基金、保險公司等機構投資者的資產收益率，促使其將資金投向股市。量化交易、指數基金等被動投資逐漸盛行，增大了市場交易的同質性。蘋果、微軟、亞馬遜等龍頭藍籌科技股市值占比持續上升，對指數影響顯著。處於牛市時，同質化的交易行為快速推升股價，轉入熊市時，則會造成大規模拋售，市場流動性枯竭，陷入下跌螺旋。部分上市公司通過發債加大杠杆進行股票回購和分紅，推升股價和估值。股票回購和分紅是美股持續走牛的重要原因，除了擁有大量現金的公司外，部分公司出於市值管理或投機套利的目的，通過發債的方式籌集資金回購股票，做大每股收益，推高股價。但是，一旦股價下跌，發債的企業將面臨巨大虧損和流動性短缺，企業財務狀況惡化，債務違約風險上升，進一步壓低股價。
2.2 債務危機：杠杆率上升、高風險債券占比上升、償債能力下降美國正處於金融周期的高位，企業部門面臨巨大的債務風險：杠杆率快速上升、償債能力持續下降、高風險債券占比上升、信用利差擴大。企業部門債務有可能成為金融危機的策源地。2.2.1 企業債務和杠杆率快速上升，償債能力持續下降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居民部門修復破損的資產負債表，杠杆率（債務/GDP）持續下降；政府部門加強宏觀逆周期調節、承接私人部門杠杆轉移，杠杆率快速攀升，但2014年後基本平穩；非金融企業部門受危機衝擊去杠杆，但杠杆率快速反彈，超過危機前水平，目前更是超過居民部門。美國企業債務和杠杆率快速上升，但償債能力卻持續下降。美國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償債比率（當期應付本息/當期收入）遠高於居民部門和整體非金融私人部門，且持續上升，位於歷史相對高位。
2.2.2 高風險企業債占比擴大，債務違約風險上升美國高風險企業債占比持續擴大。美國非金融企業債券餘額從2008年的2.2萬億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5.7萬億美元，其中風險較高的BBB級企業債增加了近2萬億美元，占比從2008年的36.4%上升至2018年的47.4%。同時，杠杆貸款以及BB和B級企業債也大幅增長，加劇美國債市風險。2020年1月標普下調676家美國企業債發行人的評級，上調352家，上調與下調發債企業之比為0.52，創2009年以來新低，被下調評級的企業中86%都與發行高收益債有關。美國高風險企業債信用利差擴大，違約風險上升。BBB及以下評級企業債信用利差快速上升，表明市場風險偏好下降。利差擴大增加了企業再融資的成本與難度，一旦無法順利再融資，債券大規模違約，風險將傳染至整個金融體系。
2.3 金融機構危機：金融監管放鬆、資產泡沫、明斯基時刻、債務-通縮循環股市、債市等資本市場如果持續動蕩，可能引發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危機，導致金融體系流動性枯竭，明斯基時刻降臨，最終傳導並放大至實體經濟，經濟陷入嚴重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和債務-通縮循環。2.3.1 長期低利率、資產價格持續上漲、監管放鬆等加劇了金融機構的順周期性和道德風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最大教訓就是：加強宏觀審慎監管，防範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和大而不能倒，避免金融體系內部風險積聚和對實體經濟的衝擊。美國通過了《多德-弗蘭克法案》，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進行嚴格監管，填補對衝基金等監管空白，對資產證券化及場外衍生品市場進行約束，嚴格銀行資本金監管和業務監管等。但是，由於美聯儲實行長期低利率和多輪量化寬鬆政策，大量資金湧入資本市場，快速推高資產價格，尤其是美國股市一路上漲。同時，在華爾街的推動下，特朗普政府放鬆金融監管，通過《促進經濟增長、放鬆監管要求、保護消費者權益法案》，修訂《多德-弗蘭克法案》和沃爾克規則，對抵押貸款、社區銀行、大型銀行和證券市場的監管均進行了放鬆。長期低利率、資產價格持續上漲、監管放鬆等加劇了金融機構的順周期性和道德風險。金融機構風險偏好上升，投資決策更加激進，信貸市場未償債務同比持續上升。金融機構低估持有資產的隱含風險，謀求短期收益率最大化，即便未來風險爆發，也有美聯儲和政府提供救助。
2.3.2 資產價格暴跌可能引發市場恐慌、流動性枯竭、金融機構破產倒閉、資產負債表衰退
若應對不當，資本市場動蕩可能引發經濟金融危機。2008年金融危機肇始於美國房價下跌、次級貸款違約、衍生品價格暴跌、金融機構巨額虧損、雷曼兄弟破產倒閉、全球金融市場恐慌。當金融機構持有的資產質量快速惡化，金融機構被迫拋售資產以減輕損失，當整個市場都在追求流動性時，擠兌發生，流動性枯竭。為了獲取流動性，不僅風險資產被拋售，流動性更強的安全資產也被快速拋售變現，導致資產價格全面下跌。
資產價格暴跌導致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快速惡化，資不抵債，破產倒閉。2008年金融危機時，美國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破產，第三的美林和第五的貝爾斯登被收購，房地美和房利美受政府托管，還有大量商業銀行倒閉或接受救助。
金融體系的巨大衝擊將傳導並放大至實體經濟，經過資產負債表衰退和債務-通縮循環等機制，金融危機最終演變為經濟危機。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美國陷入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美國實際GDP直到2010年底才重新回到危機之前的水平，且直到2018年初才回到潛在GDP的水平。
2.4 社會危機：貧富差距拉大、社會撕裂、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政治激進美國存在嚴峻的社會危機，特朗普和桑德斯等政治激進人士快速崛起，反映了美國不同社會階層之間嚴重撕裂、貧富分化問題日益嚴重、鐵銹地帶快速衰落、逆全球化思潮湧動、民粹主義興起、貿易摩擦不斷等嚴重問題。這都與過去長期貨幣超發和低利率推高資產價格泡沫有關。2.4.1 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均加劇，社會主義思潮湧動美國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擴大，1968-2018年基尼系數從0.386升至0.486。2014年，美國前1%的人口擁有20.2%的總收入，前10%的人口擁有47.0%的總收入；而在1980年，二者的占比分別為10.7%和34.2%。2014年，後50%的人口僅擁有12.5%的總收入，中間40%的人口擁有40.4%的總收入；並且後50%人口收入份額的下降速度顯著快於中間的40%人口。OECD的36個成員國中，美國的基尼系數僅次於墨西哥、智利和土耳其，顯著高於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
美國財富分配差距持續擴大。2014年，美國前1%的人口擁有38.6%的總財富，前10%的人口擁有73.0%的總財富；而前者在1980年的占比為22.5%，後者在1985年的占比為60.8%。2014年，後50%的人口僅擁有-0.1%的總財富，中間40%的人口擁有27.1%的總財富；後50%的人口受次貸危機衝擊陷入負資產，中間40%人口的財富份額亦快速下降。
2.4.2 製造業外流與鐵銹地帶衰落，逆全球化與貿易摩擦
美國製造業持續外流。2001年中國加入WTO，依靠物美價廉的產品迅速搶占國際市場。美國製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8.3%快速下滑至2017年的16.7%，中國則從2004年的8.7%快速上升至2017年的27.1%。中國於2010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製造大國。
製造業崗位流失衝擊藍領工人就業。美國中產階級的崛起依賴於製造業大發展，製造業提供了大量相對高薪且穩定的工作崗位，1913年福特汽車公司的流水線工人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此受製造業萎縮衝擊最大的就是這些藍領中產工人。2018年美國薪資最高的是計算機、法律、金融和醫療等高端服務業，接下來是製造業，最低的則是餐飲等低端服務業。高端服務業的就業崗位有限、職業技能要求較高，因此製造業工人往往只能向低端服務業轉移，收入下降且崗位不穩定。
中產階級收入增長停滯。美國第二產業就業人數占比持續下降，第三產業占比上升。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變化帶來收入分配上的變化。美國人均實際GDP平穩上升，1953-2017年間增長了238.9%；但是家庭實際收入的中位數卻只增長了122.2%，尤其是1980年之後，收入增速顯著放緩。經濟增長的成果集中流向高收入階層，而未惠及廣大的中產階級。
鐵銹地帶助力特朗普贏得大選。美國五大湖區的工業重鎮隨著產業變遷而快速衰落，被稱為“鐵銹地帶”。當地的藍領工人經歷失業、收入下降、社區衰敗、夢想破滅，正是這些未被精英階層關注的沉默的大多數，幫助特朗普爆冷贏得大選。比較2008年和2016年的總統大選結果，最大的變化便是五大湖區周邊的六個州發生了倒戈。
2.4.3 上升通道堵塞與階層固化，美國夢褪色美國夢的核心是：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收入更高、生活更好，只要肯努力，就有希望實現階層躍升，躋身中產階級。上升通道是否順暢、階層是否固化可用“絕對流動性”這一指標來衡量：全社會子女30歲時收入超過其父母30歲時收入的比例。比例越高，說明下一代人實現階層躍升的希望越大。美國的絕對流動性在持續下滑，從1940年的92%下降至1984年的50%。這意味著1940年出生的人群，他們30歲時的收入基本都能超過其父母年輕時的水平；而1984年出生的人群，竟有一半不如父母。如果你出生於1940年，若想要達到父母一輩80分位的水平，只需超過14%的同齡人即可；如果出生於1980年，則需要超過74%的同齡人，競爭更加激烈，階層躍升愈發困難。絕對流動性的下降意味著年輕一代幸福感和希望的逐步喪失。美國嬰兒潮一代（出生於1946-1964年）是最幸福的一代，戰後經濟高速增長，無需過多的個人選擇，只需按部就班就能乘著時代東風過上標準的中產階級生活：有房有車、定期家庭旅行、足額的子女教育經費、充分的醫療和養老保障等。千禧一代（出生於1981-1996年）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往往要背負巨額教育貸款、遭遇次貸危機引發的“大衰退”、收入不足以支付房租和房貸、只能繼續和父母住在一起。因此千禧一代成為“占領華爾街”運動的主要發動者和支持者。
接受高等教育是實現階層躍升的最有效途徑，教育機會的不公平正在加劇階層固化。在美國頂尖私立大學（常春藤聯盟、芝加哥、斯坦福、麻省理工、杜克大學）中，只有13.5%的學生來自底層50%的家庭，3.8%的學生來自底層20%的家庭，而來自頂層1%家庭的學生卻高達14.5%，甚至超過了底層50%的家庭。頂層1%家庭的孩子就讀頂尖私立大學的概率是底層20%家庭的76倍多。
美國大學學費快速上漲，助學貸款負擔沉重。1984-2019年，美國CPI漲了1.5倍，住房租金漲了2.2倍，醫療服務漲了2.7倍，大學學費卻漲了7.3倍。高額的學費對應著高額的助學貸款。美國有近4500萬人背負助學貸款債務，占總人口的八分之一多。三分之二的大學畢業生背負助學貸款債務，平均高達35000美元。因此桑德斯提議立法，對華爾街征新稅，以免除1.6萬億美元的學生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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