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28日電／屋漏偏遇連陰雨。
就在中國舉國抗擊新冠肺炎的時候，美國仍然沒有放棄繼續打壓中國的機會，不給中國任何喘息。
2020年1月31日，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幸災樂禍地說，“發生在中國的疫情有助於加速製造業回流到美國”。2月13日美國對華為繼續起訴，同時對列入實體清單上的其他中國五家高科技企業進一步限售芯片。
曾經有報道說，美國有關部門打算禁止GE公司出口發動機給中國，防止中國製造出C919大飛機。也有報道說，美國試圖出台規定，限制其他發達國家銷售給中國企業的產品中所包含的美國技術含量必須從25%降低到10%。總之，美國在高科技上與中國脫鈎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而且已成氣候。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要想繼續發展，尤其是在核心技術方面，除了依靠自主創新以外，可以依賴和合作的對象主要包括日本、韓國、德國、法國、以色列、瑞典、瑞士等發達國家。要想進一步擴大對外出口和對外直接投資，就不能再依靠美國市場，而是要放眼全球其他市場。
此次疫情中，日本政府和民間對中國的人道主義援助，讓中國人感到非常暖心，特別是那句“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更是傳頌不已。
去年年底，安倍首相訪華。今年4月，最高領導人即將訪日，中日雙方試圖開啟外交上的新紀元。在此大背景下，中國企業如何做好與日本企業之間的合作，能否同參共進，共創未來呢？這是一個大問題，值得深思。
我個人認為，如果要討論中日企業合作，需要放在全球化、中日韓自貿區、“一帶一路”等大框架下研究，才能看得清楚未來的走向。我們不能僅僅感動於一時的“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更要“不畏浮雲遮望眼，冰雪消融總是春”。
全球化之“鐘擺”模型
仔細研究過去兩百年裡的全球化進程，我們發現它就像一個鐘擺一樣，時而全球化，時而逆全球化。每隔幾十年，鐘擺就會向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學者把這種現象稱之為“半全球化”。了解這個全球化鐘擺模型有助於幫助我們清晰定位自己在歷史長河中的坐標，看清未來趨勢。
粗略地劃分，近現代全球化的第一個階段從1820年前後開始，一直到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它從英國首先發軔，1870年前後德國和美國後來居上，成為並駕齊驅的三股全球化力量。
第二個階段，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1950年左右。因為1929年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危機，加上各國以鄰為壑，建立了嚴苛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逆全球化浪潮迭起，最後引發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三個階段，從1950年左右開始到1990年冷戰結束，以美蘇對峙為核心，北約和華約所代表的軍事組織和小範圍內的區域一體化加速。該階段最大成就是誕生了東盟（1967年）、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一體化程度更高的歐共體，也就是今日歐盟的前身。
第四個階段，1990年冷戰結束之後，以美國為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在全球濫觴。歐盟成立、中國加入WTO等，全球化達到了最高潮。
第五個階段，2017年以後，美國主導的逆全球化（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英國脫歐、中美貿易戰等）和中國主導的新型全球化（“一帶一路”倡議）形成兩股此消彼長的力量，正在左右著未來全球化的新態勢。
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是兩股緊密結合，但是又不同的力量。在區域一體化裡，我們重點討論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所面臨的挑戰，而在全球化裡，我們重點探討“一帶一路”倡議下中日合作開拓“第三方市場”。通過對這兩個關乎未來中日發展的重大主題的討論，幫助企業家更好地把握時代脈搏，看清未來發展的方向。
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所面臨的挑戰
截止2020年，中日韓三國的人口加起來有16億之多，三個國家的GDP加起來21萬億美元左右（其中中國14.4萬億美元左右，日本5.2萬億美元，韓國1.5萬億美元），占據世界經濟總量的22%左右，與美國勢均力敵。
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裡，中日韓等東亞國家一直是世界經濟增長最重要的發動機。但是，奇怪的是，中日韓之間一直沒有建立自貿區。目前有的只是中韓自貿區（2015年成立）。
從1999年第一次提出建立中日韓自貿區的倡議，二十年過去了，經過16輪談判，無數次的官產學的研討，中日韓自貿區遲遲無法塵埃落定，究其原因，是因為其中面臨的挑戰實在太多，包括農產品問題、知識產權問題、主導權問題、地區安全問題、歷史問題、區域外影響因素等（《中日韓自由貿易區面臨的挑戰》，李向陽 主編，2013）。
大量經濟學研究表明，如果建立中日韓自貿區，不僅會給三方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貿易創造），而且也具有明顯的正外部效應（貿易溢出效應），即促進亞洲乃至全球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但是，經濟因素只是中日韓自貿區形成的必要條件，並非充分必要條件。更難量化的非經濟因素比經濟因素的影響更大，處理起來更加棘手。
1. 經濟因素
首先，不同於一般人的想象，發展水平相差懸殊的經濟體之間很難建立自貿區，因為市場一旦徹底開放之後，發達經濟體會對欠發達經濟體造成巨大的衝擊，特別是某些幼稚敏感產業更可能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如果說二十年前，中日韓三國裡中國的產業結構不完善，產業發展水平低下，那麼，經過二十年的發展，中日韓三國在大多數產業上已經齊頭並進，而且產業結構的互補性比較強，所以，相比20年前，現在建立自貿區的條件越來越成熟。但是，農產品和知識產權一直是其中的兩個重要的經濟障礙。
農產品問題：日本和韓國人多地少，農林水產屬於幼稚敏感產業。日韓政府要麼採取對進口農產品徵收高額關稅，要麼對本國農民進行高額補貼保護，特別是日本的大米，韓國牛肉等。
舉個極為特殊的例子：雖然日本不產香蕉，但是，日本對來自東南亞的香蕉曾經一度徵收770%的關稅，而且這種關稅還隨著日本本地產的蘋果上市的時間而變動，因為香蕉和蘋果之間存在某種消費上的替代關係。
如果降低甚至取消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日韓的農產品很容易受到來自中國的價廉物美的農產品的衝擊，一定會引起農民牧民和漁民的抗議。雖然這些“農林黨”在日韓的人數不足5%，但是，政治影響力很大。日本農民就是自民黨的重要支持者。
知識產權問題：日韓都非常關心知識產權問題。坦率地說，我們必須承認自己在這方面的問題，但是，哪一個後發國家沒有一個學習模仿的過程？美國就曾經大規模剽竊過英國。七八十年代，日本就曾經派出大量的商業間諜在美國活動。而且，英美發達國家一手制定的知識產權保護的“度”真的很合適嗎？存在不存在很明顯的過度保護的問題？當然存在。但是，這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經過2019年的中美貿易戰，我們可以非常確信中國對知識產權方面的保護會大大增強，但是，外國人關於中國企業山寨他人產品、違反知識產權保護的刻板印象很難在一朝一夕之間得到改變。
2. 非經濟因素
領導權問題：除了這些經濟因素之外，在所有的非經濟因素中，領導權之爭是一個很重要的影因素。日本因為過去的侵略戰爭，很難得到亞洲人民的信任，所以，在建立中日韓自貿區的過程中缺乏領導權的合法性。2010年中國GDP總量首次超過日本之時，日本人感到非常失落。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013年在美國的一次公開演講中發誓永遠不做二流國家，一定要重奪“亞洲第一”的桂冠。時過境遷，2019年，中國的GDP幾乎是日本的3倍左右，日本人終於在心理上無可奈何地接受了在經濟總量上被超越的現實。所以，中日韓自貿區的建立可能會在近期提速。
韓國作為長期夾在中日兩個大國之間的“三明治”（這是韓國某大型企業領袖形容中日韓國際關係的詞匯，被韓國人廣泛認可），從來都是一肚子怨氣。但是，韓國即使想爭奪領導權，也沒有相應的實力作為後盾。因為它的經濟總量位列世界第12位左右，只是中國的十分之一，日本的三分之一。
從始至終，日韓都懼怕中國崛起，不願意讓中國獲得中日韓自貿區的領導權，為此，他們試圖把美國納入到幾乎所有與亞洲區域整合有關的談判中，期望作為盟國的自己也順便獲得更大的話語權，所以，才有了後來的TPP，以及10+6等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的談判。
歷史問題（請參考本文的姊妹篇）：對歷史的看法決定著三國信任的基礎，而中日韓關於歷史的看法從來沒有真正統一過。關於80多年前的那場戰爭，日本更多考慮自己遭受原子彈爆炸和大空襲所受到的傷害，甚少反思自己所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亞洲人民帶來的傷害。而韓國不僅僅對日本在朝鮮的殖民行徑、慰安婦問題等心懷怨恨，同時對過去600年來中國強加給他們的“華夷秩序”也滿腹怨言。
地區安全因素：朝鮮問題和台灣問題一直是籠罩在東亞區域合作中的烏雲。以釣魚島（日本稱為尖閣群島）和獨島（日本稱為竹島）為代表的領土領海爭端，也是東亞地區安全問題的核心，進而成為中日韓自貿區協定的最直接的障礙。
美國的影響：二戰以後，美國一直奉行某種分裂亞洲的政策。時不時挑撥離間搞分裂，但又不以擦槍走火引起熱戰為底線。特別是最近十年來，美國提出重返亞太的戰略，所以，美國這一區域外因素成為中日韓自貿區的最大攪局者。中日韓自貿區的未來出路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美國的態度，也取決於中美之間能否建立起一種新型大國關係。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教授（2013年）認為：
“就中短期而言，中日韓自貿區談判要取得突破，需要成員國具有長遠戰略眼光的政治家打破目前的僵局，做出方向性選擇。世界其他地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經驗證明，區域經濟一體化本身能夠存進相互間的信任，消除業已存在的政治、經濟、歷史、安全障礙。為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創造條件固然是一種選擇，但首先通過政治決策建立起一體化的制度安排，然後反過來消除一體化的障礙，同樣是值得我們考慮的一種選擇”。
在“一帶一路”中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
2013年9月，中國首次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開啟了以中國為主導的、新型的全球化模式。該倡議一開始遭到了許多西方發達國家的抵制，至少是冷眼旁觀。全球化的遊戲，豈能讓你們中國人制定新規則？
為了化解衝突，富有智慧的中國人創造性地探索出了與西方發達國家一起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合作”的模式，也就是採用“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試圖達到“1+1+1>3”的效果（中國+西方發達國家+第三方投資所在國）。說白了，就是有錢大家一起賺！
具體講，所謂 “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就是將中國的優勢產能與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特別是利用中國中高端的生產線和裝備製造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核心裝備結合，向第三方提供新的產品服務，共同拓展第三方市場。這樣做有助緩和矛盾，降低對抗，分攤風險，共享收益。
截止目前，中國與法國簽署合作協議共同拓展歐洲市場，與葡萄牙簽署合作拓展葡語國家市場，與俄羅斯合作拓展中亞市場，與巴西合作拓展拉美市場等。其中的重頭戲莫過於與日本簽署協議共同開發第三方市場合作。
2018年10月26日，在第一屆“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的開幕式上，李克強總理表示：“中日雙方在第三方市場不搞‘惡性競爭’，而要更大發揮互補優勢，更大拓展合作空間，在第三方市場實現三方共贏。”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則回應說：“日中關係已經開啟由‘競爭’到‘協調’的新階段。”安倍晉三甚至講到一個小故事：19世紀，日本率先學習西洋技術，運用中國的漢字，翻譯西方思想，創造了大量的新詞匯，不僅反向輸入中國，還流傳到了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安倍首相說，“這意味著日中的‘三方合作’從19世紀就已經開始了。”
在此次論壇上，將近1000多位中日企業家參加，簽署了130多億美元的合同。例如，在哈薩克斯坦，中國中石化煉化工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日本丸紅株式會社同當地企業合作，簽署深加工聯合裝置建設EPCC總承包合同，總價16.8億美元。在德國，中國中信泰富有限公司與日本伊藤忠商事聯合參與北海海域的Butendiek海上風力發電項目，為37萬戶德國家庭輸送電能。
日本六大商社是日本企業國際化的先頭部隊，有遍布全球的商業網絡，熟悉當地國情，人脈亨通。2019年8月，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董事長安永龍夫在接受中國記者的採訪時表示，日中兩國企業在第三方市場合作可以實現優勢互補。特別在基建領域，中國企業擁有很強競爭力，而日本企業則積累了很多項目經驗和經營訣竅，將這兩者結合起來能創造出非常有競爭力的合作關係。相較兩國企業單打獨鬥，日中合作能提供價格、品質都有更強競爭力的產品。日本、中國和第三方市場將實現三贏。
分析以上因素，我們發現，既然在短期內無法建立一個高水平的中日韓自貿區，也可以先建立中韓自貿區（2015年已經建立）、中日自貿區，甚至日韓自貿區（雖然從去年8月開始，日韓之間發生貿易戰，兩國關係曾經降到了冰點），然後一步步地進行區域整合。
或者，如果2020年在簽署10+6的RCEP合作協議（東盟十國，加上中日韓，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之後，再簽署彼此之間的自貿區，也是一種現實可操作的途徑。
相比較建立中日韓自貿區的巨大挑戰而言，在 “一帶一路”倡議下，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對於中日來說是一個更加務實的合作方式，更強的可操作性，因為這是基於CASE BY CASE的項目合作。
同參互鑒，共創未來
基於以上的全球商務環境的分析，我給出七點想法，僅供企業家參考。
我需要特別聲明一點：請把這當做朋友式的閑聊，或者頭腦風暴，我沒有任何說教的企圖。我最痛恨的就是給別人做心理咨詢，給企業做咨詢顧問，更別提給政府當智囊了。許多人自己的生活都過得一團糟，怎麼就那麼信心滿滿地說，“我研究了10個企業，得出了5條經驗，可以指導組織變革和企業轉型”。
我認為管理學者的本質工作就是盡可能完整地，多面向地呈現問題，提出有深度和啟發性的問題，企業家自己基於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對具體情境的理解，自己會做出判斷和決策。
第一，全面認識我們與日本之間的差距，端正學習心態。
首先，我們需要澄清一個謠傳。危機意識很強的日本人，曾經自黑說日本經歷了“失落的二十年”（1989-2008），而許多不明真相的中國人也跟著喝倒彩。這個說法與事實嚴重背離，有數據可查的是日本只經歷了失落的十年（1989年到1999年）。
日本的國際貿易在2000年到2006年曾經大幅增長。到2007年，許多日本銀行已經消除了因為經濟泡沫破滅所帶來的舊壞賬，而且不再產生新的壞賬。日本政府已經可以微調利率，企業亦可以提高薪水，幅度比過去數年都來得高。從2003年到2008年，失業率不高，人均收入提升，成長雖輕微但是持續不斷（《現代日本史：從德川家康到21世紀》，P.547）。
雖然中國目前的GDP總量近乎日本的3倍，但是，中國仍然相距發達的日本甚遠，我們需要奮起直追。而且這種差距在不同領域表現各異。
就社會治理水平和國民文明程度來說，我們離日本相差甚遠。民主社會的那套遊戲規則，對於日本人來說，已經浸淫了上百年，相當成熟。日本被公認為是全世界社會發展最均衡，犯罪率最低、最環保、政府最廉潔的國家之一。
就核心科技的發展來說，我們至少差日本30年。日本人80年前製造的飛機和航母就可以挑戰歐美列強了，而中國海軍最近五年才開始走向深藍海洋。自從2000年以後，日本每年都有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更是彰顯了日本在基礎研究方面的領先優勢。一位接近華為的企業研究人士認為，“日本至少有15個像華為這樣的企業”（微信私人交流）。言下之意，就高科技而言，中國只在通訊領域有世界頂尖公司華為，而日本至少在15個高科技行業裡都有頂尖公司。
就經濟發展的質量來說，我們至少離日本有20年的差距。其中包括“從企業家、員工素質、企業治理、技術和經濟創新、產業結構、資本市場、市場體系、中介組織（如工會、協會）、全國經濟均衡性、國際分工等方面”（北京師範大學李由教授，微信私人交流）。
所以，深刻認識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差距，擺正心態，既不過於傲慢，也不要過於自卑，同參互鑒，取長補短，才是正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