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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從開啟民主化與社會多元化之後，認同危機也隨之而來。 |
中評社╱題：世代衝突與台灣的國族認同 作者：蕭衡鍾（台灣），台東專校通識中心助理教授、博士
台灣從開啟民主化與社會多元化之後，認同危機也隨之而來。其中之一的力量，主要是企圖透過“中國／台灣”二元劃分的方式，重新確立台灣內部族群的文化和政治認同；而另一種力量，則是希望回歸中華文化以作為解決國族認同的依據。
當台灣國族主義者論述台灣某種現象或發展優越的同時，自然必須以中國大陸的政權作為對照，顯示其優越之處；再者，當中國對抗西方強權的霸權主義行為時，台灣對於西方國家的種種，則視為一種進步的象徵，在國際政治環境的相互作用下，民進黨執政下的台灣試圖與西方世界緊緊綁在一起，希望被視為與西方站在同一陣線。
台灣《天下》雜誌在2019年底做了一項“國情調查”顯示，台灣人民在國家認同、統獨傾向上，世代衝突已經超越過去的南北衝突。亦即，世代差異創歷史新高，40歲以下認同台灣高於中華民國；超過40歲者，逾6成支持維持現狀。這說明40歲以下的青年人更傾向於認同台灣的圖騰，40歲以上比較傾向台灣和中華民國可以並存。
台灣人民的認同會造成這種世代衝突與分裂的傾向，2019年是關鍵年，尤其是展現在兩岸關係方面。蔡英文將習近平在1月2日所提出的“兩制台灣方案”，定位為“一國兩制”，並等同於“九二共識”。6月又碰上香港反送中動亂持續出現，隨著香港情勢的對立和不安，造成台灣很多人對“統一”產生疑懼，並將“統一”和“一國兩制”劃上等號，而“一國兩制”又等於香港現狀。這對於敏感的年輕世代衝擊更大，這也是他們在國族認同上會更傾向於“台灣圖騰”的主要因素。
一、身份政治與認同危機的來源
台灣從開啟民主化與社會多元化之後，認同危機也隨之而來。其中之一的力量，主要是企圖透過“中國／台灣”二元劃分的方式，重新確立台灣內部族群的文化和政治認同；而另一種力量，則是希望回歸中華文化以作為解決國族認同的依據。從文化的向度分析，中華文化對於華人世界的影響力，可說是非常的深遠。台灣社會發展歷經長久的歷史演進與政治發展，一方面，政治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國家認同／族群意識問題在此發展過程中，卻因為政治民主化而變得更加複雜。
這種民主化所造成的認同危機，在後殖民的論述中就以身份政治作為解釋項。身份政治是以一種形式的差異為特別重要的身份標誌，用它來衡量此一身份共有者生存關係的複雜性和多元性。考夫曼（L. A. Kauffman）對“身份政治”的定義，指的是“一種關於激進政治的新原則：身份應當成為政治視野和實踐的核心”，它包括兩個方面的意義：第一、身份成為政治立場的組織動員力量；第二、發揚、表現和肯定某種身份成為政治的中心任務。
國族主義者在建構國家認同方面，尤其是在社會運動的具體實踐上，往往脫離了整體思考的邏輯方向，建構出一套以本土主義式的國家認同為中心的想法，透過社會運動具體表現。國家威權體制轉化，社會運動促使政治民主化，本是正面積極的意義，但是台灣的國族主義者卻習慣以社會運動的手段，把國家定位與統獨問題正式浮出檯面，明白的說，統獨問題與族群問題，往往透過新社會運動的實踐而獲得重視。
民進黨就是習於透過新社會運動，一方面爭取大眾的支持，一方面透過媒介的宣傳，將訴求呈現在社會大眾的眼前，“統獨問題”畢竟屬於國家未來走向及國家認同問題之層級，但在社會運動者眼中，卻是最有力的訴求。而在台灣被作為運動政治的新社會運動，基本上將動員化的因素集中在文化象徵性的問題上，而這些問題則可以透過新社會運動象徵符號的語言表現出來。社會運動與意識形態的糾纏，往往是政治力介入其中，除了政治性的社會運動，難免會與國家統獨問題扯上關係，許多社會運動或多或少都會被政治力渲染成國家認同問題。
民進黨為首的國族主義者，也透過新社會運動以及公民社會的力量，把一些複雜的問題化約成“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模式，台灣與中國的問題，民進黨的國族主義者，認為有必要爭取到對自我有利的發言地位，“非統即獨”即是此發言地位最大的“表白”。事實上，在台灣民主社會的運作下，與其說政治性社會運動是為了在兩岸統獨議題與國家定位上爭取最大的發言權與主動權，還不如說是爭取政黨政治下民眾選票的最大“票倉”來源。社會運動間接促成主流民意，以民主的過程轉化成為合理化的一種手段，“社會運動”祇不過是轉化過程中的催化劑而已。
二、從中國意識向台灣主體意識的轉化
在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中國意識隨著台灣內部政治與社會的走向而有所轉變。在台灣社會的轉化中，“意識”、“族群”及“認同”的問題難以單獨存在。尤其是在1987年7月解除戒嚴後的近10年，台灣朝野對於“中國往何處去”這個問題，已經逐漸被“台灣往何處去”的問題所取代。根據台灣認同問題的外部現象來觀察，至少有兩種形式表現出來：1、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互補緊張；2、全球認同與本土認同緊張與辨證。
華人社會中的“政治認同”常常建立在“文化認同”之上，兩者之間的特殊性，正存在於“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不可分割性及其相互緊張性。“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糾葛，在東南亞地區多元種族、國家、地域、文化與階級的互動脈絡中，形成更為複雜的關係。
而在台灣認同與中國意識之間，也是透過“本土化”而成為一種“實踐”的方式。“本土化”在台灣之所以成為主流，除了歷史的因素外，最重要的是，政治人物透過“本土化”與“政治認同”畫上等號的做法，無疑使得本土化與“去中國化”同時在台灣進行。本土化與中國意識之間，並不一定相反或是對立，重要的是，如何在本土化與中國意識之間找到平衡點──“平衡”並不一定是二元對立的尖銳方式，可以是某種“政治手段”上的“新中間路線”。
政治上的本土化，或許是區分出“同質與異質”的差別，以獲得選民的最高認同，但是社會上與文化上的“本土化”，卻隱含著一種“尋根”與“回歸”的意涵存在，中國意識之轉化，或許有人歸咎於歷史因素的存在，但是真正的因素，卻因政治人物操控而變得更為發酵。
中國意識從早期台灣主體意識對抗威權體制之演化、制定國家統一相關機制（國統綱領及國統會），一直到憲法的修改，甚至教育上與文化上的灌輸等，無形中，中國意識在台灣逐漸轉化，使“它”成為一種“想像的共同意識”，說它為“想像”還不如說它是一種“統獨發酵”下“意識認同”。“中國意識”與“台灣主體意識”在“誰是正統，誰是主流”之間互相拉鋸，“主流”或許是“本土化運動”最大的支持力，“正統”無形中也被統獨光譜化約成為“統派”，本土化與“去中國化”無形中成為合流，中國意識在台灣的轉化，正好說明了台灣在這段期間“政治意識”發展演進過程，是政治發展更加激化的主因。
三、台灣認同二元對立的出現
中國大陸對於認同的觀念，在九○年代的後殖民批評中，常常被應用在解構主義理論批評歐洲中心主義與西方現代性的同時，又持有另一種本質主義的身份觀念與族裔觀念，把中國的民族文化與所謂的“本土經驗”實體化、絕對化，試圖尋回一種本真的、絕對的、不變的“中華性”，並把它與西方“現代性”對舉，構成一種新的二元對立。
而把台灣與中國大陸從後殖民論述對照來看，目前台灣企圖試著從西方或是以一種“非中國為中心”的定位下，去拓展國族主義的身份建構，但礙於某種內在與外在的壓力，國族主義者的身份建構祇能是“想像的”，還不能實踐成為具體的“圖騰”。
因此，在台灣內部透過一種文化上、教育上甚至土地上的“認同建構”，重新建構跳脫新的模式，該模式卻往往淪為另一種新的“台灣性”中心主義。在認同政治上，有些人對於身份認同上產生單向認同－即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是自己是台灣人的單一選項。但這種認同選項往往具有一種相互對立的意味，而政治身份雙向認同──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這樣雙向認同的選擇，相互兼容并包，其實是一種二元對立下的“中間選項”。
另外有學者提出，跳脫出一般傳統的認同方式（即血緣、文化與政治的認同），在身份認同的分類上，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抗拒霸權的認同，另一種是當自我成為霸權後，也會去壓迫其他弱勢者或非同“我者”的一種認同。台灣目前的身份認同，無論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或是中國人，過去在國民黨威權體制之下，他們以強勢霸權的國家機器操控，企圖“壓迫”另一個與自我政治認同選擇不一樣的身份族群，使得這些不同身份族群產生抗拒國民黨“霸權”的被壓迫者角色，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民進黨即扮演抗拒威權體制的角色。
同樣的，當民進黨執政獲得霸權強勢組織後，卻又同樣地以霸權方式去壓迫另一個非同“我者”的政治弱勢群體，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霸權方式，並排斥、封鎖其他與“我群”不同者的政治行為，稱為“封鎖性的霸權認同”。這當然也會造成在野的國民黨反抗霸權的動力，而韓國瑜所代表的“庶民政治”，正是這一族群反抗民進黨霸權壓迫的現象。
事實上，認同政治除了在解構一種本質主義式的論述外，更重要是必須避免再建構另一個本質主義式的中心論述，認同建構的本身即是一種想像的方式在進行，但矛盾的是，人們卻又不得不去作這樣一個“建構”。就以民進黨所強調的“本土化”或“主體性”，正是透過文化、語言及所生長土地的一種自我認同，去建立出一套屬於台灣特有的“機制”。
但在台灣意識建構的過程中，無形中卻產生另一種本質主義式的論述，當本質主義論述與“中國意識”相對抗，進而在文化上、政治上、心理上產生一種“去中國化”的想像論述時，中國意識對抗台灣主體意識，從文化雜化的面向來解讀，兩者可以並行不悖，相互融合，因為文化的多元融合，才能產生台灣目前多元社會下的許多現象，這種文化融合與文化雜化現象，並非二元對立與孰好孰壞的選擇方式。可是，民進黨的政治人物或透過政治二元對立的分類方式，卻把兩者給對立起來，加上媒體的催化與商品化的包裝，“本土化”竟成為了認同政治的一把量尺。
兩岸政治情勢特殊，台灣政治社會發展出“台灣主體意識”的變化，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在此發展過程的一種轉折，兩岸關係彼此的互動，提供了另一個加速意識形態轉變的重要關鍵；也因為兩岸政治情勢特殊，使得台灣在政治發展過程中，無時無刻以“中國”作為對照，而中國情勢的興起與衰弱，正好突顯出台灣“相對性”的地位，兩岸關係的維妙維肖，正在於此。
當台灣國族主義者論述台灣某種現象或發展優越的同時，自然必須以中國大陸的政權作為對照，顯示其優越之處；再者，當中國對抗西方強權的霸權主義行為時，台灣對於西方國家的種種，則視為一種進步的象徵，在國際政治環境的相互作用下，民進黨執政下的台灣試圖與西方世界緊緊綁在一起，希望被視為與西方站在同一陣線，在國際政治的現實環境中，台灣選擇靠向以美國為首的第一世界國家，意義就在於此。
因此，西方國家的普世價值，往往也成為台灣重要的一個遵循模式，例如人權、民主、性別政治等。當此一普世價值套用在中國大陸並作為比較之後，在某種程度上就會產生優越感，也是被台灣國族主義者視為台灣比中國大陸進步的重要指標與象徵，這也是蔡英文為何時常要強調她的執政堅持的是一種“進步價值”，並以此一價值標準作為“判斷”，以對應於韓國瑜的“草包”形象。
雖然，這一判準仍然無法跳脫以西方世界為量尺的那一套“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標準。但它卻能吸引年輕世代的追隨，這也是造成《天下》雜誌所做出的台灣國族認同調查，會出現世代衝突與分裂的主因。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2月號，總第26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