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認為,相比較而言,宏觀政策的重頭戲應該放在財政政策方面。關於財政政策,先要想清楚三件事情。首先,經合組織為財政健康劃過兩道邊界線,一是財政赤字不超過GDP的3%,二是公共債務低於GDP的60%,這兩條線的關鍵是政府的整體資產負債表,僵硬地死守3%的赤字率,可能沒有必要。其次,中央、地方的財政要算總賬,過去幾年中央財政擴大赤字,但地方平台融資收縮,總體看來政府的總開支不僅沒有擴張,反而還減少了。最後,財政擴張不能總是重複“鐵公機”那老一套,這次應對疫情尤其如此,宏觀政策要穩增長,但更關鍵的是要穩民生、穩社會。參照美國在全球危機期間的做法,國務院或許可以經全國人大授權,建立一個專項的緊急“救助基金”。
具體可以考慮在如下五個方面採取一些措施:第一,央行應該適度放鬆貨幣政策,包括增加注入流動性與引導LPR往下走。相對寬鬆的貨幣政策環境有利於緩解企業的財務壓力,擴大融資規模,降低資金成本。財政與監管部門也應該支持金融機構加快處置不良資產,補充資本金,這樣才能讓金融機構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需要注意的是,政府不宜強制要求金融機構為困難的中小企業增加貸款,尤其不能行政命令降低貸款利率。若有需要,財政部門可以考慮為困難企業的貸款提供臨時性的貼息。第二,為新經濟渠道提供各種政策支持,增加網絡消費。與2003年非典時期相比,新經濟形態已經成為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網購已經占到社會零售總額的20%以上,這為化解疫情衝擊提供了緩衝空間。老百姓不出門,可以叫外賣,在京東、淘寶購物,甚至到網上看新電影《囧媽》。但所有這些服務仍然需要人來提供,包括加工、投遞。如果政府可以為這些新經濟渠道提供防護、消毒器材,甚至經濟補貼,可以幫助降低疫情對消費的衝擊。第三,為中小企業提供稅收等優惠,幫助它們度過難關。許多中小企業的經營狀況本來已經岌岌可危,這次受到疫情的影響,也許會讓相當一部分餐飲、交通、旅遊、零售、製造等領域的中小企業更加難過,甚至一些大型企業也可能遭遇很大的財務困難,但這些困難很可能都是暫時的。政府應該考慮採取一些措施緩解所有這些企業的困境,比如大規模地減免它們的稅收,甚至為部分企業提供一次性的補貼。第四,幫助受疫情衝擊而失去工作的人員,特別是缺乏良好的社會保障的農民工。過去農村是農民工的蓄水池,城市經濟形勢好,大家都出來打工,萬一經濟形勢不好,很多農民工就會暫時返鄉。但現在這樣的功能越來越弱,無論是在城市就業多年的年長一些的農民工,還是年輕一代的農民工,大多很難長期回鄉生活。政府的幫助可以形式多樣,包括幫助安排返鄉,就地尋找再就業的機會,甚至提供臨時性的生活補助。最後,有針對性地增加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包括醫院、學校和城市交通。這次疫情暴露出一個問題,即在大部分中部地區城市包括武漢,人均醫療設施偏少。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靠提高管理水平,但同時也應該抓緊時間補短板,多建一些醫院。最近全國開始推開戶口制度改革,特別是在地級市層面,將來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城,對於醫療、教育、交通和住房能力都可能構成挑戰,政府應該未雨綢繆,降低未來公共衛生風險事件的概率。未來疫情發展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政府在制定相應的宏觀經濟對策的時候可以考慮分步走,將來根據進展漸次推出。如果在兩周內疫情真的控制住了,那麼只需採取一些短期的補助與減稅即可,如果疫情延續較長時間甚至不斷惡化,那就可能需要規模大、力度大的刺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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