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3日電／非常高興再次來到千年古都西安。在會場，我見到了很多老朋友，也結識了不少新朋友。每次來到西安，我都會回憶起自己的第一次西安之旅。1984年4月，還在讀大學的我到西安公路學院做了一個月的發動機實驗。這趟獨自旅程，是我人生中重要的經歷之一，使我對西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後由於工作原因我經常來到西安，而我們招商銀行西安分行在招行體系裡也是最為優秀的分行之一。
我今天講的大概有三方面內容。
01
調結構與保增長的雙重變奏
首先是調結構與保增長的問題。一百年前，發生了對於中國現代化進程影響深遠的“五四運動”。回顧中國思想史的變化，進而追溯中國經濟思想史的演變，會有很深的啟發。如今大家在回憶“五四運動”的時候，都有各自不同的解讀。在著名思想家李澤厚先生看來，“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思想界一直存在“雙重變奏”：一是啟蒙，一是救亡。
什麼是啟蒙？啟蒙是指“五四運動”早期的新文化運動，主要通過學習西方文明中的民主與科學，尊重個人的意志和選擇，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革新。啟蒙源於西方，核心元素包括科學理性、獨立思考、個人主義等等，啟蒙破除了中國人過去對皇權的崇拜。什麼是救亡？“五四運動”的另一主題是反帝、救亡。這直觀體現在“五四運動”當天，北京的大學生衝上街頭，反對當時的外交失敗。
從思想史的變遷看，雙重變奏如同音樂的兩個主旋律在不斷的反覆、衝突、變化、變異。百年的真實歷史是，救亡的主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壓制了啟蒙的主題。啟蒙與救亡，最不相容的地方在於個人意志與集體意志的根本矛盾。啟蒙講的是個人價值和個性解放，是科學與理性；在救亡的旗幟下個人意志毫無意義，救亡是鐵血精神，是集體力量，是高於一切的戰鬥激情。
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在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方面，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五四以來這種雙重變奏的深邃回響。過去的四十年，市場化改革無疑是深刻的啟蒙，政府的作用類似救亡；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通常壓制市場配置資源的改革主題，延續百年的雙重變奏。
我們今天要談的是調結構和保增長的雙重變奏。調結構是啟蒙；保增長是救亡。在經濟下行以及內外部矛盾壓力叠加之下，調結構與保增長之間便需要做出權衡。
關於保增長，一個共識是中國潛在增長速度毫無疑問正處於下行通道。原因一方面是勞動生產率的進步處於停滯，另一方面是勞動人口的收縮。四十年來，我國的勞動生產率得到了極大的提升，根本的原因在於制度改革和市場開放，人們獲得了基本的選擇自由，生產力的解放推動了社會流動，勞動人口實現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進而提升了整體經濟的生產率水平。遺憾的是，有證據顯示，近年來我國勞動生產率的改善面臨瓶頸，這裡有更深刻的原因，不是通過技術創新就可以解決的。至於勞動人口的收縮，更是不爭的事實。
既然承認潛在增速下行，保增長就可能徒勞無功、勉為其難。重要的是，過於強調GDP的增長速度會惡化我們的結構性指標。第一，儘管當前我國的“新動能”處於快速增長當中，但在我國經濟中的占比仍然很小，短期內不能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中堅力量。若有很強的增長訴求的話，我們依然要借助傳統部門。依靠傳統部門的投資來發力保增長，很有可能惡化業已出現的產能過剩，使得供給側改革的成果付之流水。從規模以上工業數據看，僅采掘、冶金和石化等重化工業的營業收入占比就接近一半（48%）。短期內保增長只能以大放水、基建投資、地產投資為抓手，意味著在經濟發展模式上走“回頭路”。第二，過高的增長訴求，不利於民營企業的發展。因為政府要實現增長目標，必將壓力施加於國有企業身上，這一方面為國企部門埋下隱患，另一方面擠出民營企業。一年來，中央政府對於民營企業的態度是積極的，然而民營企業信貸需求依然在萎縮。過於強調經濟增長目標，在各級政府的壓力下，國有企業必須站出來，民營企業自然退下去，使得我國經濟結構出現惡化的傾向。第三，過於追求增長速度，可能導致宏觀杠杆率的惡化。從杠杆率看，現在比較困擾的問題是如何把國有企業的杠杆率納入到全球比較框架中。國外私人部門的杠杆率是私人部門的杠杆率，政府部門的杠杆率是政府部門的杠杆率，而中國有獨特的、龐大的國有企業部門，若將這部分納入公共債務的框架，那完全是另一幅圖景。2019年在保增長的要求下，特別是專項債前置發放的情況下，穩定了相當一段時間的宏觀杠杆率又出現了跳升。可見，保增長與調結構之間，已經呈現出越來越激烈的矛盾。過於追求速度的旋律，就會壓制調結構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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