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22日電／近段時間，中美兩國金融領域重要人士的有關表態，引發了市場對負利率問題的進一步關注和討論。
2019年10月31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公開表示，目前美國的貨幣政策是寬鬆的，實際上聯邦基金利率“可能略低於零”。
11月21日北京舉辦的“從危機到穩定：應對下一次金融危機”分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發言稱：“中國還是可以盡量避免快速地進入到負利率時代，如果能夠管理好微觀貨幣政策，可以不用那麼依賴非常規的貨幣政策。”
易綱行長則在近日發表署名文章稱，“即使世界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向零利率方向趨近，我們不搞競爭性的零利率或者量化寬鬆政策，始終堅守好貨幣政策維護幣值穩定和保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福祉的初心使命”。
全球範圍來看，當前主要工業化國家整體性出現了負利率的趨勢，這是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政策挑戰。利率是貨幣資金的價格。千百年來，占用資金、支付利息已在經濟活動中被視為常識，也正因如此，談到負利率——讓渡了資金的使用權反而減少了本金，相當於借款方被獎賞而出資方被懲罰，似乎違背常理，直覺上顯得荒誕，操作中顯得滑稽。但是近年在國際金融市場中，從零利率到負利率的現象不斷出現，備受爭議的負利率實踐被列入越來越多國家的貨幣政策考慮範圍之中，不由發人深思。
利率的演變以工商業的發展為背景，利率的高低正負也受到工商業生存條件，特別是全社會經濟狀況的約束。面對低迷的經濟環境、脆弱的企業和悲觀的消費者，負利率似乎是讓社會商業系統得以持續運轉的“一劑猛藥”。利率的形式甚多，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甚至提出利率只是一個符號，不存在零下限的約束。
當前金融市場熱議的“負利率”，主要針對商業銀行存放在央行的超額準備金，有時也會涉及國債負利率和商業銀行基準利率為負等，而後再向下傳導至整個金融市場。負利率情況下，其影響經濟活動的傳導機制和正利率環境下的機制是否存在差別？隨著負利率的增加，銀行的利差下降可能導致信貸供給減少，人們可能擔心與穩定經濟增長的初衷違背。另外現金零利率所隱含的套利機會，是否隨著負利率的增加而變成現實？假使監管機構和銀行設置大規模提現的障礙，由此增加的交易成本，也是對現代經濟運行和金融市場交易的重要不確定因素。這都表明，負利率這一特殊現象及其未來走向，將決定市場的流動性水平，對金融市場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負利率與低增長：能否為經濟注入強心劑？
“負利率”經濟眼下已涉及全球十數億人口，不再是小小實驗：2009年8月瑞典中央銀行對銀行存款首次突破“零利率”下限，實施名義負利率，被認為“從此進入了一片未知領域”；2014年，丹麥與瑞士央行先後跟進實施負利率；2016年初日本央行以五比四的多數票贊成通過了負利率政策，自此“負利率”經濟體已近全球經濟總量的四分之一。
美聯儲在2016年對大型銀行開展壓力測試時，把國債負利率作為了測試情景，這被認為是美聯儲將負利率視為可行選項的明確信號；2019年以來美聯儲接連三次調低基準利率，引發多國央行跟進，持續降息預示美國迎來負利率時代去日不遠；2019年10月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則表態目前聯邦基金利率“可能略低於零”。
負利率得以實施的大背景，是全球主要經濟體增長疲軟。美國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以後，有關政府發現對短期名義利率、準備金率等傳統貨幣市場工具進行簡單微調，已經難以產生明顯效果，一些非傳統的貨幣政策如量化寬鬆（QE）和負利率應運而生。從一個角度觀察，如果說政府推動量化寬鬆是把更多的錢發到人們手上（“直升機撒錢”），負利率就是逼迫人們把這些錢花掉。對歐元區和日本等大型經濟體而言，採取負利率將直接刺激信貸，繼而承擔起刺激投資、提高就業的使命；對於瑞典、瑞士、丹麥等對外部環境敏感的較小規模經濟體，採取負利率則主要為了穩定本幣匯率，對經濟增長作用有限。
長期觀察發現，一國經濟增速與利率之間確實存在趨勢上的對應關係，這反映出經濟增速與投資回報率的內在聯繫。但短期來看，經濟增速趨緩與利率中樞下降未必完全對應。經驗表明，不少經濟體在其潛在經濟增速下行的過程中利率中樞都呈現同步下降態勢；但更值得關注的是該對應關係發生的時間段，在不同經濟體之間存在著顯著差異。同樣面對短期經濟下行的挑戰，那些“不幸”遭遇成本衝擊而呈現出結構性通脹的經濟體，其利率中樞不但不下降，反而往往出現階段性抬升。
利率與經濟增速的同步性特征，大概率是在“滯脹”矛盾消退之後才出現。“任何貨幣政策長期來看都是財政政策”，利率作為資金價格所發揮的作用畢竟有限，社會和企業只有找到真正的內生動力、不斷革新生產效率和技術，才能在低迷增長中突圍——負利率不過是為這場“突圍戰”爭取到多一點的時間和空間。
負利率與巨額債務：“不能抉擇”的時代選擇？
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IF）的近期統計數據，截至2019年底，全球債務總額將增至255萬億美元，全人類在堅定不移地邁入“巨債”時代。儘管債務事實上由主要國家政府、企業和居民部門共同承擔，但對全球70億人口而言，人均負債3.25萬美元的數字仍然令人瞠目結舌。過去十年間全球債務增加了70多萬億美元，IIF認為這主要是由政府和非金融企業推動的。美銀美林的一份研報指出，全球債務增加自雷曼兄弟破產以來政府增加了30萬億美元，企業借了25萬億美元，家庭借了9萬億美元。
對成熟市場而言，債務增長主要來自一般政府債務；對新興市場而言，增長則主要來自非金融企業債務，其中超過一半來自國有企業。政府債務的根源是稅收，在稅收不可能持續增加的情形下，通過負利率實現債務平衡和規模可控，哪怕是暫時舉措，都不失為一項最不壞的選擇。一般而言，政府的資產是有限的，現在各國財政赤字已經是常態，財政赤字只能發債，解決財政問題似乎要用負利率這樣的金融工具。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國會作證時警告稱，提高預算赤字，更高的債務負擔，從長期來看是不可持續的，因為這會抑制決策者在經濟下行時支撐經濟活動的意願或能力；更重要的是，高額的、不斷上漲的聯邦債務，久而久之將拖累私人投資，從而降低產出。
負利率環境下，財政擴張的邏輯不需要高深的理論，當國債利率顯著低於名義經濟增長時，任何政府債務規模都可持續，因為債務/GDP的比例是收斂的。當可以發行零利率乃至負利率長期國債時，為什麼政府不增加赤字，通過減稅和擴支增加經濟增長和就業？當國債利率接近零時，財政的負債和央行的負債（基礎貨幣）又有何區別？確實在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擴張乏力的情況下，政府擴大債務能夠填補購買力——當然政策的拐點，在於政府的債務擴張能不能有實質性的進展，包括結構和總量上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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