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則是相反的例子。扁於2000年設置以李遠哲為召集人的“跨黨派小組”，以“凝聚全民共識，維護台海和平及發展兩岸關係”，但是在野的國、親兩黨未派員參加。召集人李遠哲在首次開會時指出，“我們應該回到1992年‘各自以口頭聲明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此話正是國民黨的基本立場，陳水扁對此根本拒絕接受，兩岸協商遂於扁的任內完全停擺。從民主政治即責任政治的角度來看，扁的兩岸政策徹底失敗，成為國民黨重新上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馬英九接任後，沒有像李、扁成立非法定的各界對話平台。他在競選時直接訴求以九二共識恢復兩岸協商，獲得大勝後上任，即履行承諾，促成兩岸關係走上前所未有的和平發展境界。又如他以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實施兩岸周末包機及推動兩岸直航為競選政見，至上任後便即執行，大受民意肯定。如果當時他欲先謀求藍綠共識，那在民進黨抵制九二共識、妖魔化陸客來台與兩岸直航的情況下，就什麼正面的事都辦不成了。
馬英九也不是未曾希望取得綠營的理解，所以才會任命有綠色背景的賴幸媛為陸委會主委。此一任命一度讓陸方以為馬沒有誠意，差點影響陸客來台和周末包機的實施。其後陸委會製作說帖宣稱，“不會貿然推動”兩岸經濟合作協議，所幸馬英九堅定推動ECFA，至今民進黨也從過去的反對ECFA改變成肯定此舉“互惠互利”。
可見積極性、建設性的兩岸政策需要執政者勇於承擔，同時訴諸公開透明和法定程序。反之如蔡英文以敵意、對抗作為兩岸政策，縱有朝野平台也無法形成共識。韓國瑜的智囊們可以史為鑒。至於無論執政者走的是開放或閉鎖路線，都會由民意和歷史來檢視其利弊及責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