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大陸學術界觀點，“習五條”所宣導的探索“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一國”是根本，是靈魂，至今為止兩岸對此具有幾乎無法調和的重大原則分歧；而“兩制”，因具有多元化的開放與包容，具有相當大的彈性與迴旋空間，相對而言台灣方面應該比較容易接受。但由於民進黨當局視大陸為仇敵，進行竭盡所能的歪曲、抹黑，其結果使台灣社會視“社會主義”為怪獸而無法接受。而這一點恰恰印證了“兩制”是“一國兩制”構想中最大創新與亮點。兩種對立的社會制度，竟然能夠在一個國家內部同時存在，古今中外從未有之。早在1979年1月8日，鄧小平在回答美國客人提問時就指出，“將來台灣實行什麼制度，可以根據台灣人民的意志決定，願意選擇什麼就選擇什麼，如果台灣人民感到它的現行制度要保持一百年，這個可以。我經常說一百年、一千年，意思是指長期，我們不會用強制的方法使它改變”。在這裡鄧小平說得很清楚，因台灣同胞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已生活這麼多年，比較習慣了，不必兩岸一和平統一，立時採用強制的方法迫使它改變。而最令人崇敬的是，鄧小平的國家統一的戰略思想考慮、謀劃得更多更遠，1981年8月26日，他對一位海外知名人士說，如和平解決不可能，不排除以武力形式解決台灣問題。即使武力方式解決，台灣的現狀可以不變。什麼叫“台灣的現狀可以不變”？就是說即使武統後，兩岸仍然可以實行“一國兩制”。可是依照大陸武統派人士的觀點，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後，兩岸必定是“一國一制”。這與38年前鄧小平的上述論述相比，眼界、胸懷、氣度相距是何等之遠。
武統後究竟對台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還是仍維持資本主義制度，這對兩岸，乃至於全世界的影響很大。雖然現在就談這個敏感問題似乎顯得有點太早，其實這是一個涉及到兩岸統一何去何從的重大問題，將這個問題說得明白說得透，絕對有利於台灣的和平統一。假設是武統，北京治台有兩種模式，一種是通過軍管，強力直接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中央委派官員主政台灣，慢慢將台灣改造成社會主義的新台灣。另一種模式是軍管後，過渡到原來和統所設計的“一國兩制”模式。依筆者考慮，比較贊同後一種觀點。因為按照上述鄧小平所設想的“一國兩制”，武統後台灣若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所遇到的阻力與障礙會相對較少。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的發展。歷經一段時間的過渡，當社會主義的競爭力超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各種優越性勝過資本主義，島內民眾自然而然會從向往以致躍升到自我重新認定與選擇。
三、“一國兩制”已取得階段性成果
長期以來，“一國兩制”在台灣已被民進黨妖魔化、汙名化，這是不爭的事實。在兩岸同胞攜手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過程中，為堅定必要的信心，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清楚看到“一國兩制”已取得階段性重要成果。這些成果的取得，有利於大陸在對台問題上，比堅持“九二共識”更堅定地堅持推進“一國兩制”。為了清楚表明這些來之不易的成果，選用以下兩個數據加以說明：
一是去年大陸開始頒發台灣同胞在大陸居住證。這項被稱為大陸最接地氣的惠台措施，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受到廣大台胞歡迎。但與此同時，蔡英文當局認為這項舉措是大陸推行的新的“統戰陰謀”，不利於民進黨在台灣實行綠色恐怖統治，故千方百計對欲領證者進行威脅、恐嚇，一再揚言要予以嚴厲懲處。但自有定見的眾多台胞並不就此就範屈服，仍積極主動向大陸主管部門申請領證。據台灣陸委會公佈數據，至今年6月底，已有10多萬台胞公開領證，而據筆者所瞭解，實際領證者是這個數據的好幾倍。
二是在2300萬台胞中，長年在大陸學習、創業、工作、生活的有近300萬人。這些台胞在大陸的居住期有許多都超過了30年。近年來，創業成功者紛紛把在大陸企業的所有權、經營權轉交給了兒輩、孫輩。而他們的子孫輩高高興興地接過長輩重托，埋頭苦幹。他們的所作所為實際是心甘情願接受大陸的“一國一制”，而非“兩制”。近300萬人占台灣人口總數的13%之多。另有更多的台灣民眾公開或隱性地認同“一國兩制”。他們以自己的實際言行，破除了蔡英文一再宣揚的論調：台灣絕大多數人堅決反對“一國兩制”。
四、“兩制”並存究竟孰優孰劣
在“兩制”中，首先要回答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對於前者，島內社會比較清楚，因為現在台灣實行的社會制度就是資本主義。但要回答後者，尤其是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知者寥寥無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中國特色。大陸現在實行的社會主義，與前蘇聯及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社會主義有很大的不同。大陸實行的社會主義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所有制方面，有全民、集體和個人，還有三者彼此之間的各種混合制。意識形態方面，主體是社會主義，但除了社會主義，還有多種元素存在。從多元、開放、包容的角度來觀察、思考“一國兩制”和“兩岸統一”，兩岸雙方比較容易達成更多宏觀共識。這一點相當重要，卻為島內思想界、學術界、媒體界所忽視，甚至歪曲。
而第二個問題更為重要，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究竟孰優孰劣？！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重大問題。“海峽兩岸沒有民族與文化認同問題，有的衹是制度與生活方式之爭。”這是1996年李登輝就職演講中的一段談話。雖然李登輝衹點出“制度之爭”，並沒有論述孰優孰劣，但是主動拋出“制度之爭”，已反映當時台灣的自信。事實上，23年前的台灣方方面面的發展，有自信的底氣。
曾幾何時，台灣不再談“兩制”的孰優孰劣，甯重建圍牆鐵幕，反倒是大陸國台辦主動提出“兩岸開始進入制度和人才之爭”，展現自信，願意與國民黨、民進黨一起比試比試，看誰更愛台灣，誰讓老百姓有更多元的選擇，誰給民眾更多的希望與幸福。長久以來，在制度面上瞧不起中共乃至於妖魔化中共，一直是綠營獲取權力的主要手段。如今，綠營口中的“妖魔”，卻以極大自信提出“制度之爭”，要和台灣的政黨比誰“愛台灣”，這戳到了蔡英文當局的痛處。
什麼是“制度之爭”？國台辦提出的標準是“能夠讓民眾獲得實實在在的好處，能夠給民眾提供更好的發展機會和更大的發展空間”。這個定義雖不夠周全，在情在理卻很難反駁，畢竟台灣人才“用腳投票”已成為趨勢，大陸顯然站上制度之爭的上風。
多年以來，台灣在追求民主的路上，一直有個想當然的認知：民主政治具有不容挑戰的優越性與正當性。但這樣的想當然，就今日具體實踐的結果來看，並沒有那麼理所當然。首先，相較於大陸政治體制所展現的高效率，台灣民主制度的低效率，早已拖慢乃至於拖垮了經濟的發展。更不幸的是，即便治理效能不如大陸，公共建設與經濟發展落後大陸，但如果人民擁有充分的自由權、執政者的權力能夠受到節制、私人財產受到充分的保障，人民或許還願意忍受較差的公共建設與較慢的經濟成長。
可是，現在連這樣的公民安全感，也在快速崩解中。國民黨雖然顢頇無能，對權力卻知所節制。民進黨上台後則傾其所能集中權力、壟斷資源，制衡機制正快速遭到破壞。立法權成了行政權的橡皮圖章。在行政立法兩權一體的極權模式下，執政者透過各種有“違憲”疑慮的立法，清算追剿在野黨，徹底瓦解政黨政治。就連本應超然獨立的司法權，也在行政權的干預與監察權的騷擾威嚇下，獨立性逐漸消失。民進黨當局甚至授權“總統”與“立委”，介入最高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法官的遴選與任命。所謂的大法官都變成了民進黨的自己人，這還了得？民進黨執政短短3年多，已建立行政、立法、監察、司法“一條鞭專權”機制，貫徹了連美國特朗普都做不到的“贏者全拿”。民進黨狀似罹患權力貪婪症的暴發戶，想掌管輿論，操控社會共識，無所不用其極想要集權。民進黨的濫權，凸顯台灣民主政治與選舉制度，確實存在嚴重的、無法改正的弊端與問題。
看看大陸，前些時候《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指出：“北京治理模式在最短時間內把最多的人民拔離貧窮，人類歷史從未得有。”美國的學界與政界，都開始正面看待中國奇跡背後的制度優點，台灣還能繼續夜郎自大、坐井觀天嗎？
兩岸都應該敞開胸襟地看待這新一波的“制度之爭”，並且在“台灣人就是中國人”的民族認同基礎上，進行中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競爭。變遷的背後，折射的是大陸40多年的長足進步。這40年也是兩岸開啟交流的40年。令人慶幸的是，台灣人既參與了大陸發展進步的過程，也見證了這一過程。可惜的是，當大陸由衰轉盛，台灣卻由盛轉衰。兩相對比，有識之士憂心不已。但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受制於“反中仇中”意識形態宣傳的桎梏，不能理性面對大陸發展的成長與成功經驗，卻習慣盲目貶抑大陸，對繁榮強大的中國大陸視而不見已成為所謂的“政治正確”。但大陸的存在卻不因台灣的忽視而消失，尤其大陸的國際影響力早已今非昔比，與日俱增。民進黨一再拋出的掩耳盜鈴式的中國觀，實在是令人可笑又可悲。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9月號，總第26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