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2日電／從2019年6月初開始的大規模遊行和持續的暴力活動，對香港的法治、營商環境及國際地位尤其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造成了嚴重的衝擊。應該說這是一場癱瘓香港管治權、破壞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極限施壓中國政府的港版顔色革命。
從香港內部的反對派以及包括美國、英國、台灣等外部勢力在內的極限干預來看，內外聯動的主要目的實際上是對中國發展道路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布局的一次對衝性的行動。所以中央從國家戰略高度，提出對香港問題的基本處理原則“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同時精准地瞄准香港的經濟民生問題，去解決矛盾，不回避問題，支持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開展止暴之後的經濟、社會重建。
暴力活動是對香港法治和人類文明底線的否定。因此，在經過這一段時間的凝聚共識之後，到9月初，這場運動將會真正迎來一個由盛轉衰的階段，一個民意與法治合力止暴制亂的收尾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標誌和動力因素有三個。
第一，大學開學，罷課的號召很難引起學生的全面響應，正常的教學秩序會得到尊重，香港青年人當中一些理性的、選擇通過自己的發展和競爭去獲取未來人生意義的聲音會發出來。
第二，9月份會有第一批涉及到示威者暴力的案件在法院宣判，香港的法院是法治的終端守護機制，預期對示威者暴力會形成強有力的威懾效應。我們看到，在機場還有港鐵的臨時禁制令，已經起到了維護秩序的很好的作用。那麼關於示威者的判決，會在香港普通法之判例法體系當中，築成一個反擊暴力、恢復法治的堅強堤壩。
第三，在中央政府的持續支持和督促之下，特區政府和警隊的士氣、元氣、管治威信，還有它對民意的正確理解、回應與汲取都會有全面的改觀。
到9月份，這場運動就該收尾了，而且是以法治的形式收尾。這個時間點恰逢國慶70周年。我們可以看到國慶70周年之後，整個香港的“一國兩制”經過止暴制亂之後，會迎來一個新的明天，新的未來。
香港一定會在中國更加積極開放的政策當中，在粵港澳大灣區，在共建“一帶一路”當中去重新凝聚共識，恢復法治，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尋找到整個社會與國家融合發展的新路徑。香港是善於學習並捕捉命運機會的，在接下來的時光當中掌握新時代的機遇，續寫香港奮鬥精神新的傳奇。
當然，我們必須看到，這一次反修例運動的擴大化是史無前例的。它受到了美國全球對華圍堵戰略的影響，所以反對派的一些手法、壓力還有運動的方式超出了特區政府常規的治安範疇。特區政府也是在運動當中不斷地學習、改進和提升，有一個逐步適應、逐步增強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維護秩序及與中央日益協調的調整過程。
從目前來看的話，這一調整正朝著良性、有序、有力量的方向去發展。未來警方的行動會更加迅速有力，實現一種依法的拘捕檢控，推動法院判決，形成香港完整的法治協作鏈條，共同去應對暴力活動對香港的衝擊，維護香港的法治和在法治之下香港相應的國際地位，以及在“一國兩制”當中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及繁榮穩定。
我們已經看到，8月30日前後，香港警方展開對港獨骨幹黃之鋒、周庭、陳浩天等人的拘捕及檢控，同日出現了法院有條件保釋的程序性決定，等待未來證據補充完整後再開庭審理。這不是簡單的“警察抓人，法官放人”，而是香港司法制度自身的原則和基準使然，法官也無權直接放人，而是權衡個案情況作出是否保釋的決定，這屬於司法裁量範圍。
不過香港司法在保釋甚至判決中確實存在對社運骨幹的“輕判”傾向，一定程度上誤導了青年本土派的激進運動取向及法治破壞性。在止暴制亂的法治收尾期，司法很關鍵，保釋與裁決應從評價控制刑事違法性與社會危害性的法治整體利益出發，審慎權衡決定。
對香港司法應該辯證地看待。由於香港的普通法傳統、法官構成與法學教育，使得它會天然地偏向於抗爭者權利的保護，而對國家利益、公共秩序缺乏法理上的自覺和司法保護上持續有效的實踐。但是它既然是一種可信賴的理性的法治，就必然也會產生一些典型的判例去阻斷、反擊嚴重破壞香港法治和穩定的暴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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