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15日電／歐盟委員會近期發布預測，維持歐元區今年1.2%的經濟增長預期不變，下調通貨膨脹預期至1.3%。隨後，歐洲央行宣布，維持零利率至少至2020年夏季，並計劃在下半年推出新一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這普遍引發了人們對歐洲經濟的擔憂。
德拉吉任歐洲央行行長期間，為實現2%的通脹目標實施了兩期歐版量化寬鬆政策，通過在二級市場購買歐元區成員國的主權債務，向銀行提供流動性，實施零利率政策，促使銀行對外貸款，推動投資和消費，進而帶動經濟增長。在為歐洲結構改革爭取時間的同時，德拉吉不斷呼籲，貨幣政策已竭盡所能，歐盟委員會應在財政政策方面共同發力，通過結構改革實現歐洲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增長。
然而，歐洲國家的情況卻日趨複雜。法國結構改革遭遇街頭抗議，意大利放緩了結構改革的步伐。與此同時，德國和荷蘭等財政預算盈餘、平均負債率較低的歐元區國家，則素以“節儉”著稱，無意為各種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埋單。
究其原因，還得從歐洲南北不同的經濟增長模式說起。據歐盟委員會一項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法、意等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立足於由公共部門和低儲蓄所拉動的內需，而德國、荷蘭等國的經濟增長則依賴出口。歐元未流通前，法、意可不斷通過本國貨幣貶值的方法進行“債務減計”，以此重新獲得競爭力；德國和荷蘭則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來不斷增加出口，同時通過保持幣值穩定來保證儲蓄“不縮水”。
歐元面市後，法國和意大利無法再通過貨幣貶值來重新獲得競爭力，而德國和荷蘭等國的出口競爭力卻不斷增強。出口對經濟的貢獻，在南北歐間的差距不斷加大。這種結構性的困境延宕已久，儘管歐洲央行通過非常規性貨幣政策操作努力“放水”，也沒能緩解這一結構性矛盾。
歐洲眼下面臨的不光是內部矛盾，外部環境也比較艱難。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前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全球技術供應鏈受到威脅，經濟下行風險增加，多國央行已經做好了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的準備，美國已經降息。歐洲經濟增長由此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德國作為歐洲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已經從2017年開始減速，2018年增長率為1.4%，預測今年僅為0.5%。
今年底，來自法國的拉加德將擔任歐洲央行的新掌門人，來自德國的馮德萊恩將成為歐盟委員會主席。法德作為歐洲一體化曾經的軸心，在不久的將來，一個掌握貨幣政策，一個能左右財政政策，兩國能否攜手解決歐元區的結構性問題，推動歐洲實現可持續增長，還需拭目以待。
來源：人民日報 作者: 陳新(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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