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匯率是個理論概念，但它只能在市場中被決定。上述收斂過程表明，人民幣有效匯率及其兌美元的雙邊匯率在經過較長時間的單邊貶值和升值的趨勢和波動後，已進入雙向波動的區間，人民幣匯率離“均衡匯率”漸行漸近。
人民幣匯率70年，由發散到收斂，由人為設定的政策目標轉變為市場決定的價格指標，既在市場中被決定，也起到調節市場供求的關係，發揮著價格應有的功能。這個過程比較漫長，它大致可以被劃分為以下4個階段：1949-1978年計劃經濟時期的固定匯率制；1979-1993年轉軌時期的匯率雙軌制；1994-2005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以及2005年開啟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人民幣不再盯住單一美元。
2019年8月11日是“8•11”匯改4周年，2019年也很可能成為中國國際收支逆差的元年。從季度數據來看，2018年第1季度的國際收支差額/GDP的比例為-1.09%，為2001年三季度以來的首次，2019年1季度為1.54%。從年度數據來看（參考圖2），2018年該比例為0.55%，為加入WTO之後的最低水平。如果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持續發酵，中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將加速轉變為順差與逆差的交替。當然，這也與中國國內的結構性因素密切相關。值得強調的是，這恰恰表明國際收支從失衡到均衡的回歸，國際收支的均值回復也反映出匯率更加合理。同時，對外均衡也是內部均衡的鏡像。
回顧人民幣匯率70年的軌跡，可以清楚地發現，價值規律始終是有效的，違背價值規律的改革措施始終是難以為繼的。固定匯率制有助於貿易的開展，但偏離均衡匯率的匯率水平刺激了套利交易的興盛，導致大量資金的跨境流動，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貿易國，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作用不僅在於調節內外平衡，也在於緩解全球失衡，還可以增強貨幣政策獨立性。向著更加市場化的匯率制度轉型勢在必行。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7年的年報統計，在192個成員國中，只有31個國家實行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其中發展中國家只有4個（索馬里、俄羅斯、墨西哥和智利），如此看來，浮動匯率制好像並非“主流”，但在這31個選擇浮動匯率制的國家中，27個是發達國家，而且都是開放度比較高的國家。在IMF統計的7個國際貨幣發行國和選定的5個SDR籃子貨幣發行國也都選擇了浮動匯率制（或浮動匯率制的改革方向）。值得強調的是，浮動匯率制不應被視為一種信仰，它不等於放任自由。沒有適合於所有國家的匯率制度，也沒有適合一個國家所有時期的匯率制度。
浮動匯率制改革是匯率從外生變量向內生變量轉變的過程，內生於宏觀經濟與金融市場。當一個國家從封閉經濟體到開放經濟體，和其他國家的貿易與資本往來越來越密切的時候，匯率浮動的必要性就會越來越高。作為1994年市場化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匯率制度的市場化“開弓沒有回頭箭”，而且，經過過去20多年的改革，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不斷擴大，中間價形成機制更加合理，整體水平更加均衡，調節外匯供求和內外失衡的功能也不斷增強。
但是，我國的匯率制度改革尚未完成，走向真正的浮動匯率制還需要持續推動改革，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的定價方式要徹底退出歷史舞台；央行要退出常態化的、直接的干預外匯市場的行為，轉而使用間接調控工具進行干預；還要發展有深度和廣度的人民幣離岸市場，解決境內外外匯市場發展不一致的問題，這又與人民幣國際化問題緊密相連。所以，人民幣匯率改革並非單兵突進，而是與其他改革措施協同推進的。人民幣匯率改革下一站，將更多的體現為匯率之外的改革。
注：本文計算的人民幣貶值幅度與美元升值幅度等價，實際上是一種估算，精確算法應該將匯率表示為間接標價法而後計算。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邵宇、陳達飛（邵宇為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陳達飛為東方證券宏觀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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