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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後，凱恩斯主義成為西方宏觀經濟學的主流，強調市場失靈和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認為任何一個國家經濟要發展好必須靠政府克服市場配置資源的局限性。同時，二戰後很多發展中國家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現代化。應時代發展需要，西方主流經濟學分出了一個新的子學科——發展經濟學。第一代發展經濟學理論現在稱為結構主義，結構主義主張發展中國家要民富國強，要趕上發達國家，就應該發展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現代化大工業。其理由是：“民富”希望收入水平跟發達國家一樣高，其前提是必須有跟發達國家一樣高的勞動生產率。要跟發達國家有一樣高的勞動生產率，就必須有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技術和產業。“國強”則必須有先進的軍事裝備，那些裝備也是由先進的技術和產業生產的。然而，事實上發展中國家當時的產業都是傳統的農業，或是自然資源產業，勞動生產力水平很低，所以收入水平也很低，國家也不強。因此，結構主義建議：發展中國家應該以發展現代、先進產業為目標。但是，那些現代化產業在發展中國家依靠市場發展不起來；於是，結構主義認為這是市場失靈造成的，從而建議發展中國家應該由政府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以進口替代方式發展現代化產業。一些國家在當時這種主流理論思潮的影響下，出現了工業建設有成績、但人民生活水平沒改善的問題，並且經濟出現停滯和危機。
由於結構主義發展政策的失敗，到了上世紀80年代，國際上的主流思潮被新自由主義所取代，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不好是因為政府對市場干預太多，造成各種扭曲，經濟發展不好是由於政府失靈造成的。從經驗實證來看，政府主導的經濟體系效率不如發達國家那樣的市場經濟體系。所以，轉型的目標是向市場經濟體系過渡。按照當時的主流思潮，要向市場經濟體系過渡就必須建立起市場經濟所必要的制度安排。所以在上世紀80年代，根據當時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形成了後來的所謂“華盛頓共識”，這個共識就是轉型要成功必須推行市場化、私有化、宏觀穩定化，而且這些必須同時到位才會有效果。如果市場放開了，產權不改革，結果會更糟。或者市場放開了，產權改革了，但宏觀上面不穩定，結果也會更糟。然而，絕大多數的根據主流的“華盛頓共識”來轉型的國家，結果則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且，也出現了比較嚴重的腐敗、貧富差距等問題。
從對現代經濟學的反思與國際發展經驗來看，在發展方面按照主流理論設定政策的國家基本都出現了問題，而中國違反了主流理論卻實現了快速發展。那麼為什麼這些思路清晰、邏輯嚴密的主流理論在解決問題時顯得蒼白無力？為什麼一些發展中國家按照這些理論來制定發展和轉型政策時卻屢屢失敗？分析起來，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些理論來自於發達國家，以發達國家為參照系，忽視了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的差異是條件不同的內生結果。
具體分析，第一階段的發展理論主張發展中國家建立現代化工業體系，但是該理論忽略了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產業結構的內生性，而產業結構內生於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禀賦結構。例如，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通常是勞動力密集或者是自然資源密集型，生產力水平低；發達國家的產業集中在資本密集、技術先進的產業，生產力水平高。但是，這種產業結構的差異性是內生決定的。發達國家發展資本很密集、技術很先進的產業，是因為發達國家從工業革命以後經過兩三百年的資本積累，資本相對豐富，因此，在這種資本密集型的產業上有比較優勢。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特性是資本短缺，因此，在資本密集的產業上沒有比較優勢。一個國家若發展那些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導致的結果必然是，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這些產業中的企業沒有自生能力，離開了保護補貼就活不了。例如，發達國家的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和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就是這個情形。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主流發展理論沒有認識到各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是內生決定的，只看到發展中國家傳統產業的生產力水平低，在沒有改變導致內生結果的原因時，就要去發展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拔苗助長的結果必然是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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