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對日本對華戰略問題的判斷與認識
觀察中日關係的發展與變化，一個關鍵是要看日本政府對華戰略與定位。不同時期的日本政府對華戰略會有所差異，但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大同小異。就安倍政府對華戰略觀察，顯然明確將中國定位為競爭對手（儘管沒有正式使用這一概念），以牽制中國為最重要戰略，但同時不放棄有利日本的中日雙方經濟合作與民間往來，於是：競爭、牽制、交往、合作並存，成為日本對華基本戰略與策略。日本雖然視中國為競爭對手，但策略上則是在牽制中競爭，在競爭中尋求合作，在合作中尋求發展，做出對日本最有利的戰略選擇。
（一）日本視中國為戰略威脅與競爭對手
中日是近鄰，並簽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但中日關係的發展起伏不定，時好時壞。那麼，當前中國是日本的朋友、夥伴，還是對手、敵人？日本如何看待與認識中國？這是判斷日本對華戰略的關鍵，也是需要認真回答的首要問題。
儘管日本政府不像美國特朗普政府那樣公開與強勢將中國明確定位為最大戰略競爭對手，採取前所未有的強勢遏制戰略，但日本仍一直將中國視為最重要競爭對手與潛在危險之一。2018年日本公佈的新版《防衛計畫大綱》，仍將苗頭對準中國，將中國與朝鮮並列為“潛在威脅”，文中以“強烈關注”表達中國軍事動向，準備以重新整編的“聯合部隊”應對“中國軍力增強”。這種軍事戰略思維與定位，要從根本上改變中日關係是困難的。
就在2019年1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在國會發表的政策演講中儘管強調“我將把中日關係提升到新的水平”，外相河野太郎強調“力爭與中國構建穩定的關係”，但在發言中同時強調中國威脅論，表達了對中國軍事活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的深刻擔憂，為此日本擬建立一支太空網絡部隊以應付來自中國的所謂安全威脅和強化日本的防衛能力③。
日本是世界軍事強國，還在大力發展先進武器裝備。那麼，日本強軍的目標是誰？防範誰？美國是盟友，除了中國與俄羅斯，包括朝鮮在內的其他周邊國家或地區對日本不構成威脅。顯然，日本的“防衛計畫大綱”等所有的防衛目標仍以中國為主要對象。
（二）“牽制中國”是日本最重要對華戰略與策略
日本人防範心態濃厚，憂患意識強烈。表現在對華關係與戰略上，就是日本以防範中國、牽制中國與遏制中國為核心。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黃大慧教授出版《遏制中國》一書，認為日本對華戰略的核心就是遏制中國。這與美國對華遏制戰略基本上是一致的。但筆者認為用“牽制中國”更為恰當與準確。因為日本雖是世界大國，GDP總量排名世界第三，但人口規模與經濟總量等已落後於中國，要遏制中國是相當困難的，但“牽制中國”則相對容易，是可以做到的，通過牽制可以達到某種程度的遏制效果。吳懷忠教授對日本安倍政府對華戰略進行了較為全面、準確的歸納，核心也是“牽制中國”。他撰文認為，“安倍由此設定的主要對華戰略目標集中在以下三點：經濟上用足機遇，安全上防範‘威脅’，政治上競爭影響力。尤其是防華三件套組合拳—整軍經武、強化日美同盟、廣拉‘朋友圈’，對中日關係發屢屢造成干擾和破壞。最近的例子，就是日本竭力推動‘印太戰略’，對沖和牽制中國”，而“難以正視中國崛起，使日本政府想盡辦法制衡和防範中國”④。
安倍提出“俯瞰地球外交”戰略，雖然主要目的是希望通過全方位的出訪、首腦會談與簽署各種協定等方式提高日本國際影響力，爭奪更多利益，但同時還有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牽制中國”。多年來，中國領導人出訪相關國家並簽署相關協議之後，安倍或日本高層官員就會隨後訪問這些國家，並簽署相關協議，而且針對中國的意圖非常明顯甚至露骨，有“拆台”之意。特別是在地區安全上問題，安倍政府或明或暗地追隨美國，配合美國，牽制中國，壓制中國、遏制中國。亞洲通訊社社長徐靜波儘管對2018年中日關係改善給予高度肯定，但同時也認為“日本依然在積極推行印太中心戰略，對於中國海洋發展戰略實施牽制”⑤。“牽制中國”已成為日本對華戰略的基本支柱。
（三）日本在南海、南島及印太戰略中的“制華”角色
南海本與日本沒有多大關係，原本主要是直接涉及南海島嶼主權與領海權益爭議的五國六方之爭。為遏制中國，美國強勢介入南海，將原本並不存在爭議的所謂遵守聯合國海洋公約與航行自由視為最高原則。在美國拉攏與縱容下，日本不斷符合美國南海主張，並加入所謂南海巡航及與美國在南海進行聯合軍演等活動，成為南海地區新勢力。2018年8月，日本派遣準航母等三艘軍艦赴西太平洋及印度洋演練；9月，日本海上自衛隊赴南海執行反潛訓練，並稱“逐漸形成定期的南海—印度洋長期艦艇派遣機制”，其實就是配合美國的南海與印太戰略，推動自衛隊的海外行動。另外，2018年10月，日本與湄公河五國聯合發表的《東京戰略2018》，在日本主導下寫入了各國共同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聲明，明確基於法治維持和促進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等內容，同樣是要牽制中國。
最初由日本提出的“印太戰略”，卻逐步轉變為美國主導的全球新戰略。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是企圖建立以美日澳印為軸心，拉攏台灣、菲律賓、新西蘭等周邊國家或地區加入，共同圍堵中國。由於中印關係的改善，印度對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態度有所保留，表態變得謹慎。日本對美“印太戰略”採取既區隔又配合的雙重策略。2018年11月，美國副總統彭斯與安倍會談後發表的聯合聲明，美日重申加強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共同目標，但安倍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會談時將“印太戰略”調整為“印太構想”，降低對抗性，則主要是為配合他提出希望能開啟“化競爭為協調的日中關係新時代”的主張。但總體上，日本還是追隨與配合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並以遏制或牽制中國為主要目標。
另外，日本在東盟國家合作機制、新加坡香格里拉論壇與南太平洋島國地區合作等方面，經常鼓動有關國家對抗中國、牽制中國。
三、對中日經濟關係的認識與判斷
總體上，中日經濟關係既競爭又合作，合作大於競爭。中日關係正常化40年來，中日經貿關係發展取得重要成就。到2017年底，日本纍計在華設企業超過5萬家，實際投資金額達1080億美元；2017年，中日貿易額超過3000億美元，中國訪日人數達735.6萬人次，消費金額35.6億美元，約占外國在日消費總額的40%⑥。
近兩年來，中日關係明顯改善，雙方經濟需要增強是重要誘因，而且雙方在經濟領域合作取得重要進展。2018年5月，李克強總理訪日，兩國政府及有關部門簽署了2個協議和8份備忘錄，其內容主要涉及人文、醫療衛生、服務貿易、第三方市場合作以及建立海空聯絡機制等；同年10月，安倍訪問中國，兩國又簽署了12份協議或諒解備忘錄，尤其是兩國政府部門、企業、經濟團體等之間簽署了基礎設施、物流、互聯網、健康養護與金融等52份諒解備忘錄。不過，中日經濟合作新進展，卻未能改變日本對華經濟合作的牽制與防範心態，在重大問題上依然牽制中國，中日經濟合作依然受到非經濟因素的干擾。
（一）中日雙方經貿往來與合作並未形成堅固、可持續的合作機制，並未徹底改善中日安全與政治關係，呈現典型的“政冷經熱”格局。有學者認為“中日正在形成新的、互補的、可持續的雙邊經濟合作模式，這將為兩國關係的持續改善提供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這是學者一廂情願的理想型期待，而不是客觀現實。歷史經驗證明，儘管中日經濟合作有了很大發展，但未構成中日關係的“內生動力”，也不是有學者認為的中日經貿關係是中日關係發展的基石。中日經濟合作與中日之間的安全、政治對抗脫鉤是並行的。有點類似海峽兩岸關係，兩岸經貿關係獲得重大發展，2018年兩岸貿易額突破2000億美元，台商對大陸實際投資接近2000億美元（1991-2018年，台灣統計），但兩岸政治關係未有實質性改變，對抗與對立依舊，而且形勢依舊“嚴峻複雜”。也就是外界講的中日關係與兩岸關係均長期呈現“政冷經熱”與“官冷民熱”態勢。
（二）日本對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從消極、排斥調整為不排斥，但仍不積極，競爭與防範態勢依然濃厚。日本人具有強烈的懷疑主義情緒，對中國更是如此。對於中國提出並大力宣導推動的“一帶一路”建設倡議，日本一開始就持懷疑、觀望甚至排斥態度，這可從日本主流媒體的報導中得到反映。不過，“一帶一路”建設發展及其所創造的潛在市場商機，又讓日本商界看到機會，希望參與的願意增強。隨著中日高層對改善中日關係態度的積極變化與雙方高層互動增多，尤其是中國釋放強烈善意，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的態度發生了小心謹慎的積極變化。2017年5月，在北京舉行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日本政府雖未派官方代表團，但仍派由自民党幹事長二階俊博率團參加，是一種正面姿態。同年6月，安倍在一次國際會議演講中首次表示日本願意參與“一帶一路”合作。此後，日本民間、媒體界的態度發生明顯變化，對“一帶一路”的正面報導與評價增多。同年11月，日本史上最大規模的日本經濟界訪華團訪問中國，並就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表達了積極意願。2018年10月，安倍訪華時明確表示“一帶一路”是“有潛力的構想”，並帶領500多名日本企業界人士參加“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簽署的52項協定大多集中在“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學者徐梅對中日“一帶一路”合作前景給予很高評價與期待⑦。
有學者認為中日兩國正式宣佈啟動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的合作機制，意味著中日兩國在開拓海外市場這一領域開始結束相互間的惡性競爭，走向合作共贏的時代；另一方面，中日兩國也開始強化技術產業合作，實現產品與技術的合作輸出，中日兩國正式開啟了產業與市場大合作的時代。更大的意義在於，日本嘗試擺脫美國的束縛，通過與中國在第三方市場的合作，間接參與了中國宣導的“一帶一路”建設⑧。同時有學者認為，“第三方市場合作是中日經貿關係深化升級的新動力”，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打造了中國與發達國家共建‘一帶一路’的新模式”、“創造了區域互利共贏的新典範”⑨。然而，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的認知仍是謹慎的，對這一概念是排斥的，中日雙方使用“第三方市場合作”，其實就是不願意使用“一帶一路”合作概念，儘管第三方市場不完全集中在“一帶一路”沿線。更令人遺憾的是，日本政府在海外市場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或地區針對中國的動作不斷，跟蹤、惡意競爭（尤其是在高鐵等領域）甚至有意製造中國企業與當地國家的矛盾，成為中國在海外投資、經貿活動的最重要對手與制約因素。安倍於2015年提出以亞洲為重點推進“高品質基礎設施夥伴關係”以來，強調要加強日本高品質基礎設施出口。日本主導、與湄公河五國聯合發表的《東京戰略2018》強調“開放性、透明性、經濟可行性，注重社會責任及環境保護，受益國財政健全性”等，並將其作為國際（經濟）合作標準，無不是針對中國的，其實就是公開呼應西方勢力指責中國不公開、不透明、不環保，給當地國造成債務負擔。
另外，日本與美國在印太地區加強基礎建設合作，也是針對“一帶一路”的。2018年11月，美國副總統彭斯訪問日本時，與日本達成在印太地區進行基礎建設援助合作，美、日將各自投入600億與100億美元，推進“顧及對方國家財政可持續性”的基礎建設合作，對抗與有意取代中國宣導的“一帶一路”建設意圖甚為明顯。
（三）日本在重大經濟問題上配合美國與西方，制衡中國。在中國遵守WTO規則並依入世承諾完成經濟改革的背景下，日本追隨美國與歐洲，不承認所謂的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繼續在經濟上遏制中國，就是以“替代國”價格評判辦法對中國提出反傾銷調查，讓中國在對外經濟發展中處於不利地位。
特別是日本追隨美國打擊中國高科技企業，進行非法制裁。2017年，日本政府內部決定，在政府採購系統中排除華為和中興公司的產品，並通知日本電子通訊、網絡營運商軟銀、NTT、KDDI等企業撤出華為與中興公司4G產品。2018年，日本又加入美國主導的“五眼聯盟”，公開限制與禁止使用華為5G通訊設備等產品，公然打擊與遏制中國高科技產業與企業的發展。
可見，中日經貿關係雖然密切，雙方簽署了許多經濟合作協定，但在重大經濟問題上，日本依然採取對抗與遏制中國的政策，嚴重傷害中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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