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24日電／2018年我國經濟指標的收官超乎預料，相對理想的經濟結果與目前相對悲觀和低迷的經濟評論引起的思考與權衡十分重要。畢竟我國經濟結構性調整與脫虛向實轉折處於敏感、糾結與艱難階段。一方面是自主主觀意願被忽略，另一方面是外部環境愈加複雜和尖銳，如何拿捏好自己的尺度和要素顯得格外重要。
1、全面評估是關鍵。目前我國經濟評論依然停滯於傳統經濟套路上，進而對工業、農業增長值的關切，尤其是服務業的寬泛性比較缺少重心與支持角度的綜合考量，進而簡單化的經濟下滑、經濟下跌直接引起經濟悲觀、信心不足較為嚴重。然而，實際我國經濟發展已經綜合經濟增速、經濟規模、經濟質量以及經濟結構多樣指標的考核效率時代，調結構引起的經濟關注側重是值得修正經濟效率的欠缺與不足。畢竟我國從傳統工業為主的基礎產能增加已經轉向工業技術研發、創新向製造業中高端水平進取，高技術製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裝備製造業技術增量已經達到年增長11.7%的水平，結構性調整的側重正在發生逆轉，這也是2018年全年我國經濟增長率只有6.6%，但依然超出預期的6.5%；經濟總規模指標突破90萬億元關口，達到90.0309萬億元水平。這種結果符合我們改革計劃的初衷與方針，調結構效果已經明顯助推經濟進步與進取。
2、自我特性是基礎。從2018年全年經濟綜合性指標看，我國主觀願望實現規劃與政策訴求明顯，即減速度、增質量、保規模和創技術的基本原則實施比較得力。其中經濟增長中的工業增加值速度平均為6.2%，但實際分項的新興產品產量的快速增長十分醒目與顯赫。如鐵路客車增長率183%、微波終端機增長率104.5%、新能源汽車增長率40.1%、生物基化學纖維增長率23.5%、智能電視增長率18.7%、鋰離子電池增長率12.9%，最弱的集中電路增長率9.7%也高於工業總水平的增長。尤其是全面經濟增長在2018年4月發生外部環境的重大變數，美國挑起的貿易摩擦與爭端加劇經濟波動、貿易爭端，全球經濟下調已經顯現，國際經貿關係，特別是中美經貿關係給與我國經濟調整帶來非常性、外部干擾是相當嚴峻的。我國經濟客觀的外部因素產生的副作用不僅沒有改變我們改革宗旨，反之最終結果比預想的要好，這充分說明我國經濟是扛住外部壓力與阻力的積極努力結果，這不是一個悲觀的指標，反之是一個經濟發展激勵性、鼓勵性的指引指標，調結構、降速度、提質量是我們改革的根本。
3、主基調認知要准。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時期的基調與經濟增長質量階段的基調具有完全不同的側重。過去注重速度、規模的簡單化過程已經開始轉向注重結構均衡、質量提升、效率提高的新階段。因此新業態、新常態、新技術、新結構的4新定語與發展態勢描述應該引起關注與重視，這也是我們經濟的重要調整與轉折關注點。即使我國對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理解也是要基於結構定向調整為主，並非套路式的規模數字概念羅列出的經濟前景或經濟憂慮。無論是降准、貨幣工具、政策管理、監管原則等，這些都是以經濟效率與質量為本，結構優化、產業均衡、企業均等合作發展是我們政策初衷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所在。
4、人民幣趨勢有指引。人民幣匯率水平已經影響市場收益率和企業效益，市場化的人民幣不是放縱，更不能沒有管理、干預與監管。但是匯率水平的調控要適合我國經濟，尤其是外貿企業的實際需要十分緊迫，並非是市場供求如此簡單化。因為目前我國的人民幣市場供求偏激人民幣升值嚴峻，人民幣破7是恐慌性指標值得重視與糾正。未來人民幣前景預期需要有目標、目的和趨勢指引，控制力與調節度取決於方向是關鍵。如看美元走勢，美元指數的方向是關鍵，所以美元指數起起落落，但貶值訴求一直發揮影響與指導；因為美國自身以及多邊機構認證的是美元是高估的貨幣，所以其趨勢清晰可見。我國決策機構與市場認知是雙邊走勢，但趨勢方向是升是貶需要清晰選擇，這並不是操縱匯率，反之是使我們自己有所準備，匯率預期管理已經顯得格外重要，匯率超預期的調控與指引已經是打擊、競爭經濟的重要手段之一。外國人非常會管理匯率是關鍵，因此可以發聲自己的需求方向。如高盛近期修正人民幣貶值預期，借助人民幣升值加速調整升值預期，破7已經被删除，這與投行的性質有關，人民幣升值的利潤空間是關鍵。如何拿捏人民幣匯率顯得越來越重要，以自己實體經濟和產業基礎為主的匯率方向是關鍵，匯率是工具、手段和路徑選擇，保障和保護企業的利潤和收益是關鍵，這比匯率水平本身意義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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