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知道是親妹夫這層關系，我們在年審複核時也是放開綠燈，不實事求是，憑資料年審就上報上級殘聯。”在2013至2016年度省級殘疾人扶貧示範基地複核中，帶隊的高瑞濃從未進行現場評定，而僅僅簡單查看了工資發放情況等兩項基本資料。至此，鮑桂林妹夫所經營的合作社六年內獲得省級補助資金和地方配套資金共計73萬元。
在違紀這件事上，高瑞濃“學得很快”。一次飯後閑聊，也成為他違紀的“契機”。2014年，殘聯定點用餐的飯店負責人得知楊梅合作社可以申請省級補助，便將想法告知了高瑞濃。隨後，這位負責人名下一家無殘疾人務工的合作社，搖身一變成為“直接安置5名殘疾人、輻射帶動殘疾家庭21戶”的市級殘疾人扶貧基地，并因此先後獲得補助7萬元。
就這樣，僅在殘疾人扶貧基地的評選上，二人就造成國家經濟損失共計80萬元。
花樣頻出搞對抗——
他們妄圖能够瞞天過海，大事化小
在組織調查過程中，二人仍心存僥幸，一方面抱著“就算組織查到了，對老同志處理也會輕一些”的念頭，另一方面，絞盡腦汁，企圖對抗組織。
2017年3月，經審計發現，殘聯在殘疾人技能培訓費支出上存在問題。鮑桂林擔心事情敗露，隨即多次與高瑞濃統一說法，并偽造黨組會議記錄。當月，便以培訓費未結算為由，與康複器材公司有關人員串謀，另行套籌5．5萬元退還給殘聯。8月，市委巡察組進駐後，兩人再次與上述人員進行串供，試圖掩蓋問題。
違規違紀終究難逃法網恢恢。回想自己如何由一名從基層成長起來、腳踏實地的領導幹部墜入腐敗犯罪的深淵，鮑桂林歸結為自己錯誤的權力觀。他總認為“權力不用，過期作廢”，把精力放在損公肥私上，日常工作隨便應付、得過且過，服務群衆則弄虛作假，不講原則。
而這些，參與其中的高瑞濃全部看在眼裡，也學得徹底：“一開始感到吃驚，慢慢開始心裡失去平衡。我不用，也沒人說我好啊。”2017年鮑桂林卸任後，高瑞濃在開展省級殘疾人扶貧基地複核中，仍然不按規定複核，造成國家經濟損失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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