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9日電／2018年，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改善實現了全覆蓋，中國周邊外交又上一個新台階。除與最大鄰國俄羅斯關係繼續保持在歷史高位運行，同中亞國家關係全面提升外，中國外交在東北亞、東南亞和南亞三個方向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性進展。
一、中日關係重回正軌
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華，中日峰會成功舉行，雙方達成重要共識並簽署多項合作協議，標誌兩國關係重回健康發展的軌道。
安倍對華政策實現了從“逢中必反”到協調合作的轉變，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日美同盟關係的不確定性增加。美國總統特朗普不顧日方勸阻，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脅迫日本舉行貿易協定談判；以國家安全為由，對日本加征鋼鋁產品進口關稅；頻頻“退群”等等。美國的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引發日本對日美關係的擔憂和不安。日本希望通過改善中日關係來對衝日美關係的不確定性。
二是日本希望搭乘中國經濟增長的順風車。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很快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一帶一路”倡議又為中日企業界提供了新的合作平台。日本希望通過改善對華關係，開拓日本經濟增長新動能。
三是安倍對華採取對立的政策行不通。該政策不但不符合日本的利益，也阻擋不了中國的發展和強大。作為搬不走的近鄰，兩國唯有和平共處，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發展，才能“共存共榮”。
中國高度重視發展中日關係，儘管中日關係歷經風雨，但中方這一基本方針始終沒有改變。今年5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成功訪問日本。中日在其他領域也加強了合作與交流。明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將訪問日本。展望未來，中日關係將迎來發展的新階段。
二、中國掌握南海形勢主動權
中國掌握南海形勢主動權，南海形勢繼續保持趨穩向好的勢頭，並將按照中國的節奏平穩向前推進。今年標誌性事件有三。中國和東盟形成了“南海行為準則”單一磋商文本草案並在3年內完成案文磋商；中國與東盟首次舉行聯合軍演；中國和菲律賓就海上油氣聯合勘探和開發合作達成共識。
這三件大事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是為南海定規矩劃底線，為確保南海成為和平之海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彰顯中國與東盟戰略互信；三是將把鄧小平有關“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思想付諸實踐，為把南海建設成為合作之海創造條件，進而為南海乃至整個東南亞地區的和平、穩定和發展奠定基礎。
除了打著“航行自由”的幌子，炫耀武力，製造軍事緊張之外，美國已經失去操控南海局勢的“抓手”。過去美國政府挑撥離間，讓有些國家誤以為可以借重美國等國家域外力量，將南海爭端國際化，以迫使中國接受其聲索立場。經過幾年博弈，南海聲索國認識到，引入美國等外部勢力，不但解決不了南海爭端，反而危害自身的利益，南海問題解決還要靠南海沿岸國家自己。
近來，美國又在不同場合妄言中國在南海搞“軍事化”。事實上，島礁建設在南海地區是普遍現象。美國企圖利用這個問題在中國與南海聲索家之間打進楔子，美國的願望顯然是落空了。中國與相關國家努力促成了該問題的降溫。
圍繞南海問題，中國與美國展開了多輪博弈，中國與東盟國家合作成功降低了南海問題的溫度，挫敗了美國的企圖，贏得了勝利。中國有信心，也有能力和手段，推動南海形勢繼續向著和平與發展方向不斷前行，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和合作之海。
三、中印關係進入共同發展的新時期
4月，習近平主席同印度總理莫迪在武漢舉行的非正式會晤，標誌兩國關係進入共同發展的新時期。中印關係轉圜是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在去年9月廈門金磚國家峰會，兩國領導人達成的政治共識，為兩國關係發展指明了方向。此後，中國外交高層接連訪印做工作，增信釋疑。印度新任外交秘書上任25天便來華訪問，向中方傳遞印度調整對華政策的資訊。
總結兩國關係起伏延宕，特別是洞朗事件，印度朝野上下形成重要的戰略共識。
首先，維護邊界和平與安寧是發展中印關係的先決條件。洞朗事件最終通過外交手段得到和平解決，說明增加互信、有效管控分歧的重要性。
其次，中國崛起是印度的機遇而不是威脅。中國目前的經濟體量是印度的五倍，中印不在同一個方陣。印度承擔不起“制衡”中國的角色。印度當務之急是如何充分利用中國的崛起，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實現印度的強國之夢。
最後，中印是夥伴而不是對手。中印關係的意義超越雙邊範疇，對地區乃至世界均具有重要影響。中印在全球治理、貿易、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共同點遠遠大於分歧。只有中印攜起手來，亞洲世紀才會真正到來。
從根本上說，印度調整對華政策是從對抗回歸“戰略自主”原則，回歸中印友好、共同發展的正道。
環視四周，中國周邊關係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穩定，不但改善了中國的戰略處境，也為實現兩個百年奮鬥目標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當然，這不等於萬事大吉。我們還需保持憂患意識，不斷開創周邊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原資深外交官、駐外大使
（來源：大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