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點希望”的修辭格式是共同的，都是“更加積極主動”，這表明中央對港澳既往貢獻方式與程度的高度肯定，但也對近些年產生的偏差、衝突和彷徨狀態有所清醒認識及更高的角色期待。在直接體現貢獻具體方式的關鍵性“動詞”上，習總書記又有所分別，相繼使用了“助成”、“融入”、“參與”和“促進”，針對不同發展任務匹配不同貢獻方式，根據港澳所長發揮恰如其分的作用，既不看低，也不拔高，體現了中央在新時代治理港澳的策略成熟。
三、繼往開來：四點希望的具體改革內涵
對“四點希望”的具體政策內涵與發展意義，我們可以進行更為內在性和針對性的解讀。
第一點希望：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這是國家在新時代的頂層戰略和生命線，也是中美貿易戰背景下中國“改革再出發”的戰略號角。“國家全面開放”是相對於改革40年中“國家選擇性開放”而言的。從“選擇性開放”到“全面開放”，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總戰略的轉型升級。這一“開放”的性質不是某些知識分子或境外勢力所理解的貿易戰下的被動應對，而是中國根據自身國家利益和全球治理理想進行的自主性開放。這種“開放”不僅針對歐美發達國家，也針對“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在國家全面開放新格局中，中國努力通過“一帶一路”體系建設打造“中國式全球化”願景與方案，建立中國技術文明與標準的國際地位，催生共建共享的和平發展產業鏈與制度鏈。“國家全面開放”無疑為港澳進一步發展注入了源頭活水，開闢了“柳暗花明”新境界。
在國家的戰略大棋盤上，港澳的具體作用被歸結為“助力”，這表明國家是主角和主場，港澳是戰略性輔助力量。如何輔助呢？總書記提出港澳要以“資本、技術、人才”參與國家新一輪高水準開放和高品質發展，繼續釋放港澳“國際聯繫廣泛、專業服務發達”的優勢，促成香港之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的鞏固以及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建構，促成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及中葡商貿合作平台建設。“全面開放”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內涵指向，即“雙向開放”，中國與世界相互開放與共存發展，而港澳在其中繼續發揮“重要橋頭堡”作用。
第二點希望：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融合發展是新時代“一國兩制”的新發展，以國家性的“粵港澳大灣區”為主要戰略框架和實踐地域。國家在第一輪改革開放中以“深圳”與“香港”的“雙城分立模式”撬動整個國家現代化與國際化的發展大局，如今則以“粵港澳大灣區”的整合性發展尋求一種更具技術創新性和制度現代化的國家改革樣板模式。“融入”也是港澳治理近幾年的熱詞和新共識，並非回歸以來就有此清晰明確之觀念。從“隔離”到“融入”，反映了國家與港澳經濟實力的結構性消長以及國家與世界關係的重大變遷，也反映了中央對“一國兩制”理解上的完備化。
在具體的融入策略上，總書記講話指向了如下層面：其一，緊抓“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契機，輸入發展動能，兌現比較優勢，佔據發展先機；其二，大灣區建設的關鍵在於“創新”，這裡“創新”是全方位、全要素的創新，不僅涉及技術創新，也包括“體制機制”創新，而在大灣區實施“體制機制”創新，不僅可以解決灣區發展的具體現實問題，更可以藉此打造“中國式全球化”的治理樣板區，為“一帶一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建構提供“原型機”；其三，港澳要練好內功，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這表明港澳需要尋找自身優勢點，在大灣區競爭性結構中凸顯競爭力和比較優勢，這是期待，也是壓力。粵港澳大灣區是新時代意義上的“新深圳”，有著“一國兩制”的憲制優勢，有著多元制度、文化及國際化屬性，有著科技創新與人文進步的巨大潛力及實現可能性。一個充分釋放港澳比較優勢的粵港澳大灣區，不僅可以給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提供直接功能，而且是對中國之國家治理現代化與全球治理創意創制能力的最佳證明。由“粵港澳大灣區”模式向全國乃至於“一帶一路”命運共同體輻射擴展，正是新時代改革開放及全球化的理想路徑。因此，“融入發展”不衹是融入國家內部，更是合作建構“新全球化”模式及推動中國主導全球治理的重大戰略設計。
第三點希望：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港澳是基本法授權下的高度自治體，不是獨立政治體，因此港澳治理在憲制邏輯上屬於國家治理之一部分，而港澳亦有依法參與國家整體治理的正當合法權利和責任。這一點在既往的“一國兩制”法理理解上並不清晰。由於港澳尤其是香港在法律制度及社會治理上與內地制度差異較大，中央政策部門及香港社會精英習慣於“井水不犯河水”，而基本法亦豁免了香港居民絕大部分的公民義務，這就使得香港參與國家治理存在諸多觀念、制度及政策上的障礙。而十八大以來的依法治港和有序融合正在逐步且堅定地清理這些障礙，包括同等待遇的政策配置、居住證改革、“一地兩檢”決策以及在更大範圍內對香港參與國家治理之“公民平權”的體系性政策路徑探討，在大灣區發展規劃中亦有超出國家其他區域的更大力度治理性參與改革，觸及港澳居民對國家公務員體系的正當參與權。
習總書記在講話中延續了2017年“七一講話”的要旨，提出了三點關鍵性的判斷和認知：其一，港澳回歸後已納入國家治理體系，港澳治理就是國家治理的一部分，因此國家有權有責加以監督和保障；其二，港澳本地治理要符合“一國兩制”要求，完善憲法與基本法配套制度建設，這也是參與國家治理、落實憲法和基本法共同作為憲制基礎的制度性要求；其三，港澳居民要走出港澳，心懷國家乃至天下，參與國家“五位一體”（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全體系建設，這也是對港澳居民完整而平等之“中國公民權”的確認與定位。這裡存在參與國家治理的兩個層次：其一，本地治理層次，即在高度自治中落實好“一國兩制”，落實好憲法與基本法，實現繁榮穩定，有力保障國家的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其二，全國性治理層次，即港澳居民以“中國公民”身份走出來，直接進入國家治理體系的各個層次，通過公民權利的行使建立與國家之間深刻而緊密的觀念認同，完成港澳國民身份的“制度性再造”。衹有更加完整準確地保障和促進港澳同胞的“治理參與權”，使之成為國家治理的平等主體，分享國家公權力及為國家服務的榮譽和使命，才可實現“一國兩制”的完整內涵，並將所謂的本土和港獨真正地邊緣化。
第四點希望：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流。港澳的近代史既是殖民壓迫史，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港澳本身就是中西文明衝突與整合的典範區域。對歷史遺產，要合理批判，更要智慧運用。在殖民消解、東西方重新和解以及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港澳如何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樞紐推動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建構及輸出，以及促成中西多種文化進一步平等對話與融合式發展，是“一國兩制”內在文化價值的體現。“一國兩制”本身秉持著一種制度多元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建立在認同不同制度與文化均具有正當性、合理性及可對話性的理性基礎之上。這樣的人文觀念是和平主義的，也是中國文化屬性使然。澳門的葡式文化帶有歐洲天主教文化的深厚底蘊，而香港的英式文化則帶有英美新教文化的深刻烙印。中歐是“一帶一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端點性存在，是麥金德所謂之亞歐“大陸島”的平衡軸。港澳文化本身就是中西會通型文化，而復興中的中國文化則內蘊著更為強大和系統的文化整合潛力，有著一種結合古典要素、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要素的“通三統”結構。港澳文化可以有效補充中國主體文化之現代框架，亦可進一步促成和推動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更平等及更深層次的對話交流。
總書記講話對港澳文化角色的期待在於：其一，保持國際性城市特色與文化屬性；其二，傳播中華優秀文化；其三，講好中國故事和港澳故事，即“一國兩制”故事；其四，促進東西方文化與民心相通互鑒。立足港澳平台的東西方文化融合，對“一帶一路”及人類命運共同體之文化建構甚至創造性突破有著重要的示範意義，並可助成中國之國際文化戰略與話語權的定型成熟。
四、結語
總之，在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之際，習總書記的主旨性講話對“一國兩制”及港澳在國家改革中的歷史性貢獻予以高度肯定，對港澳未來角色及“一國兩制”轉型發展提出了具有戰略眼光的“四點希望”。這“四點希望”是十八大以來中央治理港澳新共識與新策略的體系性延伸及合邏輯展開。總書記講話進一步確認了港澳“一國兩制”的憲制杠杆作用，提出了港澳在新時代發展中國際與國內兩個層面的戰略進取方向和具體操作路徑。我們有理由期待，港澳接續改革開放40年與國家良性互動合作的“一國兩制”實踐模式，在新時代的“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及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做出自身獨特貢獻，釋放自身比較優勢，在助成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尋求到自身新的身份認同與歷史意義，讓“一國兩制”繼續承擔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的“第一杠杆”作用，行穩致遠，歷久彌高。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12月號，總第25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