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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帶一路”使民族地區成為對外開放的前沿地帶，極大促進民族地區開放型經濟發展。 |
中評社╱題：“一帶一路”戰略的中西部小康社會發展模式之解 作者：虞衛東（上海），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
作者指出，中西部地區大多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宗教文化多樣化，生活習俗與漢族不盡相同，然而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沿線國家十分相似，中亞和中東北非國家，多民族多文化和伊斯蘭宗教文化等，價值觀不同於漢族地區。因此，要因地制宜地開展經濟貿易和文化交往，在中西部的經濟社會發展中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對接中一定要尊重當地的文化習俗，在兼顧效率和公平的同時，要適應當地的慢節奏。發展除了物質生產的硬道理，還要發揮互利共贏的感染力。在具體實施“一帶一路”時，宣傳更重要。
一、“一帶一路”與中西部發展的關係
交往、發展、“一帶一路”的理念首先將進一步擴大中國各民族間的交往，伴隨著民族交往的擴大，我國民族關係將面臨著新的挑戰。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民族交往可以打破狹隘的內部交往關係，實現人類更大範圍內的交往，通過交往相互學習，從而可以推動社會的進步。“一帶一路”戰略以和平相處、互利互惠的模式，把整個歐亞非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亞歐非各國可以在這條利益一致的紐帶上共同發展，因此贏得歐亞非大多數國家的廣泛回應和積極支持。從短期看，“一帶一路”戰略將加快民族交往，從而使民族關係面臨新情況。從長期看，“一帶一路”戰略為各民族成員的交流交融提供了契機，有利於民族關係的良性發展。增進各族群眾相互瞭解；在民族地區大力開展城鎮化建設，為促進民族交往和民族關係的和諧發展創造條件；在民族地區建設中心城市，推動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居住格局。
“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順應了中國對外開放區域結構轉型需要。眾所周知，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征程。從1979年開始，我們先後建立了包括深圳等5個經濟特區，開放和開發了14個沿海港口城市和上海浦東新區，相繼開放了13個沿邊、6個沿江和18個內陸省會城市，建立了眾多的特殊政策園區。但顯然，前期的對外開放重點在東南沿海，廣東、福建、江蘇、浙江、上海等省市成為了“領頭羊”和最先的受益者，而廣大的中西部地區始終扮演著“追隨者”的角色，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東、中、西部的區域失衡。“一帶一路”尤其是“一帶”起始於西部，也主要經過西部通向西亞和歐洲，這必將使得我國對外開放的地理格局發生重大調整，由中西部地區作為新的牽動者承擔著開發與振興占國土面積三分之二廣大區域的重任，與東部地區一起承擔著中國走出去的重任。“一帶一路”戰略將對我國民族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絲綢之路經濟帶目前包括新疆、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內蒙古、黑龍江、吉林、遼寧、廣西、雲南、西藏、重慶13個省區市，完全覆蓋了我國少數民族相對集中的民族八省區(內蒙古、寧夏、新疆、西藏、廣西、貴州、雲南、青海)，基本囊括了東北、西南、西北的民族聚居地區。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建設“一帶一路”對民族地區特別是邊疆地區是個大利好，要加快邊疆開放開發步伐，拓展支撐國家發展的新空間。①
“一帶一路”使民族地區成為對外開放的前沿地帶，極大促進民族地區開放型經濟發展。民族地區是“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節點，我國共有2.2萬公里的陸地邊界線，其中近1.9萬公里在民族地區，占所有陸地邊界線的86％。我國共有138個邊境縣(區、市)，其中109個在民族地區，占所有邊境縣(區、市)的80％。涉及“一帶一路”的中國和周邊鄰國如蒙古國、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孟加拉、老撾、緬甸等已有或規劃的鐵路、公路互聯互通項目，大多從民族地區出境。因此，“一帶一路”戰略不僅將進一步促進區域合作，而且必然帶來民族交往的擴大，這種民族交往既包括了國內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也包括了中國各民族和其他國家的民族之間的交往。
在民族地區建設中心城市，推動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居住格局。國家“向西開放”的戰略將使西北地方偏僻的地理區位劣勢得以改變，西部民族地區可依託“一帶一路”戰略在核心節點城市開展中心城市建設，帶動各族人口的集聚，推動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居住格局。通過國家政策的扶持，在民族地區建設具有全國性影響的特大城市或大城市，能進一步推動民族交往。從目前民族地區城市格局分析，可以在內蒙古自治區重點發展呼和浩特市、包頭市、鄂爾多斯市和赤峰市，在西部形成呼包鄂城市群，在東部建設中心城市赤峰市；可以在寧夏重點建設銀川市；在新疆重點發展烏魯木齊市和喀什市，大力推進烏昌一體化，建設新疆北部政治經濟中心，南部則以喀什為經濟中心，重點發展喀什市；可以在西藏重點建設拉薩市；在廣西重點發展南寧市和柳州市，建設以南寧為核心的北部灣城市群和以柳州為核心的桂中、桂東南城鎮群；在雲南重點建設昆明市；在貴州重點建設貴陽市；在青海重點建設西寧市。在“一帶一路”戰略中，通過在民族地區建設中心城市，一方面可以造就更多的就業機會，擴寬就業容量，吸引周邊乃至全國各族人民到中心城市中工作生活；另一方面也可以打破民族地區較為閉塞的民族分佈格局，推動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居住格局，為民族交流、民族交往、民族交融創造條件。
二、中西部發展模式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相關性
中西部地區大多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宗教文化多樣化，生活習俗與漢族不盡相同，然而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沿線國家十分相似，中亞和中東北非國家，多民族多文化和伊斯蘭宗教文化等，價值觀不同於漢族地區。因此，要因地制宜地開展經濟貿易和文化交往，在中西部的經濟社會發展中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對接中一定要尊重當地的文化習俗，在兼顧效率和公平的同時，要適應當地的慢節奏。發展除了物質生產的硬道理，還要發揮互利共贏的感染力。馬克思主義民族交往理論認為，民族交往是加快民族發展的重要前提。隨著各民族間人口流動的規模和頻率的進一步提升，民族關係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如果在短時間內出現民族交往的迅速擴大，在相關準備工作還未到位的情況下，有可能會出現因為不同民族間的不同文化、不同觀念的衝突而產生一些民族糾紛。在民族交往過程中，部分漢族群眾由於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缺乏瞭解，以及少數民族群眾之間也因為缺乏彼此的相互瞭解，一些人習慣以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來衡量、評價其他民族的文化傳統，容易產生對其他民族的偏見和歧視。 如果處理不當，②這些民族偏見和歧視容易誘發產生民族矛盾和糾紛。
此外，“一帶一路”戰略將促進民族地區的現代化和國際化的發展，帶來外來文化，從而與民族地區的傳統文化產生碰撞，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中的核心價值觀念會受到挑戰，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會使民族成員發生心理失衡而動搖原有的民族關係格局的心理基礎。另外，“絲綢之路經濟帶”所覆蓋的中亞地區存在的“三股勢力”(即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和國際恐怖勢力)，可能會在“一帶一路”戰略中加大對我國的滲透，也將對我國的民族關係產生一定的影響。
“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將為西部民族地區帶來產業的集聚，與東部地區相比，民族地區的地域優勢將得到凸顯。相對於全國平均水準而言，由於中國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滯後，加之民族地區的城鎮化起步較晚，其城鎮化發展相對緩慢。雖然整個民族地區平均城鎮化發展水準較低，但在一些城鎮化發展程度相對較高的民族地區，民族交往程度也較高，這一點可以從人口統計資料中表現出來。例如：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常住人口中共有49個少數民族，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少數民族個數增加14個，除蒙古族以外的其他少數民族人口為15192人，占常住人口的0.78％，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增長了178.39％ ；③寧夏銀川市漢族人口占75.48％，各少數民族人口占24.52％，其中回族人口占23.06％，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漢族人口增長44.74％，各少數民族人口增長35.71％，其中回族人口增長34.88％。④“一帶一路”戰略為民族地區城鎮化發展提供了重要歷史機遇，民族地區應該充分利用這個契機，大力開展城鎮化建設。城鎮化將改變各民族現有的社會分工格局，從而對民族關係產生影響。來到城鎮的少數民族成員大都依據地域和人緣紐帶進入相關行業，形成了局部集中、總體分散的分工格局，各民族成員也積極改善與其他民族之間的關係，為自己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這種情況有利於民族關係的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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