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模式”和“港澳模式”不同在於當初噶廈政府的存在和台灣當局有非常多的相似性，都有自己的領土、政權與軍隊，甚至有自己的信仰價值和法律體系，領袖、議會的政治方向都是以分裂中國為主，完全壟斷對地方人民的政治話語權，西藏的僧官和俗官兩派也和國、民兩黨一樣分別帶著“獨立”和傾向“統一”但都希望保障自己政治特權的性質，也都出現限制內地人民和中央的官員到地方接觸人民，和以嚴厲的法律禁止地方人民接觸中央的官員禁止為其工作和服務，否則將遭到嚴酷的懲罰，這和當前民進黨在兩岸政策如出一轍，破壞兩岸關係叫囂懲罰大陸，其實都是不斷地在懲罰往返兩岸的台灣同胞，以及用各種台灣出台的惡法不斷限縮島內台灣同胞的行動和思想自由。
但是中央解決西藏噶廈“藏獨”問題的時候，藏軍更是憑借著英國的武器裝備（即便兵力和實力懸殊）“以武拒統”，甚至還派出特務不斷挑釁邊界甚至拉攏康藏同情“藏獨”的勢力在內部騷擾破壞治安，這和如今台灣方面“以武拒統”仰仗美國武器裝備還有李明哲案的局面更是高度相似。當時中央要求西藏噶廈政府進行和平談判，西藏噶廈卻故意設立“外交局”甚至派出貿易使團到印度、英國、美國，希望能夠得到“正名”的背書；雖然無功而返，但卻成為西方國家干涉中國主權獨立、製造“分裂”的棋子。當前民進黨執政的台灣也正在走這樣一個和“西藏模式”雷同的道路：在國際上搞“正名”不但被國際組織拒於門外、奧運“正名”被否定，逐步朝向“零邦交”和零國際活動空間；美國日本雖然聲稱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卻又不斷干涉作為中國內政的台灣問題。
中央解決西藏問題的初衷是通過政治談判實現和平統一（“北平模式”），但西藏卻“以武拒統”，希望通過外國干涉來維持自以為是“獨立”和“國家”的現狀。噶廈政府過了中央給予的回到“和平解放”的談判桌的時間，於是解放軍進軍昌都，在昌都戰役後軍事的壓力使得噶廈上層擔心自己將失去所有的特權，而決定回到和中央人民政府“和平統一”的談判桌達成了與中央人民政府的“十七條協議”，使得西藏噶廈獲得了在不改變西藏當時制度下實現的統一，可以說“十七條協議”的前身“十大政策”和“一國兩制”都是出自於鄧小平解決中國內部分裂和完成統一的政策，具有其一貫的理論和戰略高度。而當前台灣當局也正和當時的西藏噶廈政府一樣，以回避的方式抵觸和平統一的談判，以及不斷地在國際上突破和碰壁，但卻仍然“以武拒統”，成為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棋子，而這時候武統和和統的辯證就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劃出一個談判的時間表，過了時間表仍不回到談判桌，那麼就看台灣當局是否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權力，剩下的選擇就是台灣全境解放或者是回到“和平統一”的談判桌上，無論過程最終都是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
當然“西藏模式”也有著歷史的警惕，西藏和平解放後由於“十七條協議”的保障，使得西藏內部“藏獨”勢力仍然不斷在抵觸和挑釁西藏落實“十七條協議”中中央應收回的權力，甚至仗著仍然控制的已經改編為解放軍的藏軍武裝部隊最後發生了叛變，以及導致了“分裂主義”勢力夾持了達賴出逃，到國外組成西藏流亡政府長期給國內製造麻煩。同樣的，在設想和研究“一國兩制”台灣模式的同時，也應該借鑒當年“西藏模式”的經驗，要避免台灣在實踐“一國兩制”的過程中，還保留大量“反共”、“反中”的劣法、惡法和特殊權力，要避免統一後“分裂勢力”繼續掌握主導的權力，利用這些權力和法律來抵制中央，甚至在實現“一國兩制”後再出現“主權爭議”的“獨立問題”。
（作者張立齊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台灣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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